【中國的朋友】大國崛起時代 那些愛上中國的老外

●老外馬普安和好友李愛德干了一件“瘋狂的事”，用384天的時間重走了中國紅軍的長征路，“你要是只看長城，兵馬俑，你是看不到中國的真實面貌的”。

●在“長征”途中，馬普安感到似乎有“兩個中國”，一個是城里人的中國，另一個是農民的中國。他在城里和農村都有很多朋友，但從不把他們叫在一起，這樣“雙方都很不舒服”。他也知道原因，這是“戶口限制造成的”。

●老外克里絲告訴南方周末，有些外國人非常喜歡批評中國，實際上把中國今天的生活與20年前比，可以發現有很大改變。如何形容這個改變，克里絲用了一個詞，“自由”。

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師克里絲的眼里，美國正興起中國熱，“如果一個白種男人交了一個華裔女朋友，他會以說漢語自豪”。

美國人庫恩撰寫的《江澤民傳》和《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這兩本在華語和英語世界出版的書，似乎更能說明“中國熱”的熱度。這個65歲的美國老頭兒走訪了中國20多個省份、40多個城市，上百名中國部級官員，目的是要告訴西方人不了解的中國。書中對中國特色的“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也有精彩的詮釋。“你要了解中國，就必須在中國住一輩子。”39歲的美國人克里絲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番話時，認真地眨著他藍綠色的大眼睛。

“像中了病毒一樣愛上中國”

據媒體粗略估計，大約有十幾萬外國人生活在北京。國家外國專家局新聞發言人劉永志在媒體上總結外國人來華的趨勢變化：以前是退休的多，現在是年富力強的越來越多；以前是一般性人才多，現在是高級人才越來越多；以前是短期工作的多，現在長期工作的越來越多。

五千年的燦爛文明、美麗卻異常難學的漢語、崛起中的大國、越來越多的賺錢機會，對“老外”來說，來中國這些理由就夠了。而在中國呆上一陣子后，他們找到了更特別的理由留在中國。

法國小伙子霍曼已經在中國住了6年，當初他懷著對中國書法的熱愛，直奔北京語言學院，很快就在中國扎下了根?；袈谝患曳g公司工作，業余時間他開了一個法式甜點班，沒想到吸引了很多中國人報名。每周有兩次，他都會和中國女友一起，給學生們上課。“甜點是我姥姥的祖傳秘方。”在霍曼上課的咖啡廳，他驕傲地拿出他最拿手的巧克力蛋糕請南方周末記者品嘗。

下一步，霍曼還想開一家法國甜品學校，他相信生意一定會很好，因為“中國人很熱愛法國文化，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又提供了很多賺錢的機會”。

對阿根廷人Laura來說，學習漢語非常困難，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他們有很大的不同，但她還是愿意交中國朋友。她和丈夫將很多時間花在旅游上，去過中國很多地方，而在阿根廷，她只去過兩個地方，“因為中國有太多令人驚奇的地方”。

作為一個15年探戈的舞者，Laura在北京開了中國唯一的一家探戈吧，名字叫“臺風Taifengo”。探戈吧吸引了很多喜愛探戈的人，她的夢想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包括中國人來學習探戈。

“在中國能體驗到出乎意料的生活。”《環球時報》英文版深度部編輯兼自由作家馬普安說，這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于1997年鄧小平去世10天后來到北京，之后就像“中了病毒一樣”，愛上了中國。馬普安在西方媒體的工作并不令他開心，“很單調，一成不變，而中國就不一樣。比如今天早上起來，我就發現沒法洗澡了，這在英國或者美國是不可能的。”這個43歲的英國人聳聳肩，開了個玩笑。

克里絲則頗為嚴肅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來中國是因為“了解中國是他的人生目標”。他媽媽的爺爺是美國一位將軍，曾經受清政府的邀請來做官，“現在我家還有證書”。也許，正是這樣的緣分注定了他的中國行。

克里絲在中國住了7年，每年都會外出旅游。他算了一下，這些年花在旅游的時間有一年左右。剛開始去最著名的旅游區，到后來他就專往偏僻的農村跑，全中國的各個省份都跑到了。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在青海一個藏族聚居地，幾個中國孩子對他說，“你是我們見到的第一個白種人”。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館長杰羅姆·桑斯是一位法國藝術家，他來中國的原因是：“中國選擇了我，我選擇了中國。”這位49歲的法國人，在來中國之前，“對中國一無所知”。二十年前，他結識了一批在巴黎的中國藝術家，“看到他們的作品很震驚，決心把中國當代藝術介紹給全世界。他認為，向世界介紹現在中國是什么樣的，是他的使命。向中國傳播西方藝術，向西方傳播中國藝術，他就像一個“大使”一樣。

為了解中國而重走長征路的老外

在“長征”途中，馬普安感到似乎有“兩個中國”，一個是城里人的中國，一個是農民的中國。

從外國人的視角來看中國，總有不同的意味。美國人庫恩在《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中，認為中國這一代和下一代的最高領導人，他們的才干、智慧和教育背景，在世界范圍里都是最優秀的，“并不是西方媒體描述的威權主義者，人們的印象被大大扭曲了”。同時，也有西方人士不認同這一觀點。

對此，環球時報英文版深度部編輯馬普安的看法是，評價中國“不能簡單地說好，也不能說不好”。剛到中國時，馬普安在一家中國的英文報紙擔任編輯。“我做的標題很漂亮，但經常通不過，因為太敏感。”他還記得，與他合作的記者寫了一篇“敏感”稿件，被領導批評哭了。“我很生氣，跟領導吵了一架。”這是他第一次體會到了中國報紙的管理特點。

慢慢地，馬普安學會了如何判斷一起新聞事件是否敏感，能把握哪些可以報道哪些不可以報道。作為深度部的編輯，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去爭取報道空間，盡量和領導協商，“感覺就像拉鋸一樣，很有意思”。每次“拉鋸”成功，他和“同志們”更為團結了。

談到他的工作，他很喜歡用“敏感”和“同志們”兩個中文詞語。“‘同志們’這樣的詞連中國人都很少用了。”南方周末記者笑著提醒。“是嗎？”他笑著說不知道，但他覺得用“同志”這個更能表現他和同事之間的“戰斗友誼”。

在他看來，這些年的中國媒體環境的進步也是明顯的。以前他在其他報紙工作時，記者們不采訪，只翻譯國內的報紙，現在“同志們”都能出差調查采訪，很多事件都可以報道。而且中國的事情往往是“進三步退兩步”，像農村義務教育、農村醫療保險制度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就是進步，“當我生氣時，就會想那三步”。

2002年對他來說是個很特殊的年份，那一年，他和好友李愛德干了一件“瘋狂的事”，用384天的時間重走了中國紅軍的長征路，并且出版了英文書《長征》，“你要是只看長城，兵馬俑，你是看不到中國的真實面貌的”。

在“長征”途中，馬普安感到似乎有“兩個中國”，一個是城里人的中國，商業發達，很繁華，生活方便，和其他國家沒有太大的區別。另一個是農民的中國，很窮，文化落后。他在城里和農村都有很多朋友，但他從不把他們叫在一起交流，這樣“雙方都很不舒服”。他也知道原因，這是“戶口限制造成的”。

然而中國的事很復雜，一個“窮”字并不能說明中國的真實狀況。途經貴州遵義時，他遇到一個73歲的老農方良元，背著背簍，他們在田埂上聊天。“他們家沒有電，沒有收音機。但他說生活比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時好多了。”談起那段經歷，馬普安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直到老農民告訴他以前他們沒飯吃，有鴉片，現在有飯吃，有衣服穿。他才從老農民的臉上，看到這個人確實是幸福的。之后他意識到，看中國和中國人，不能看數據，還要了解中國人真實的內心。

他“長征”時，經常會遇到不會說普通話的農民，但是他們的孩子會說，這些孩子就成為翻譯，“這是中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結果，要是在10年前，這是不可能的”。

中國最大的變化是自由的增加

但令克里絲難以接受的是中國人迅速地接納了美國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如果你的價值只體現在擁有多少路易·威登，那人生的意義在哪里呢？”克里絲追問。

克里絲和馬普安有同樣的感覺。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些人非常喜歡批評中國，實際上把中國今天的生活與20年前比，可以發現有很大改變。如何形容這個改變，克里絲用了一個詞“自由”。

他隨口就舉出了好幾個例子，比如他的女朋友是北京人，暑假他們一起去菲律賓和美國旅游，簽證很順利，“要是在20年前，就會碰釘子”。第二，在中國最好的大學里，像北大、清華、人大，有很多他這樣的老外教書，居然還可以教“政治”。第三，很多中國人擁有汽車。在美國，汽車就是自由的標志。第四，買東西不再需要肉票、糧票，到家樂福、超市買就可以了，很方便。第五，他教的學生不僅是衣著，連生活方式也和美國人沒兩樣。

克里絲介紹說，暑假期間，美國有一些華裔老師帶著學生來北京訪問，“他們是很多年前出國的，還以為中國是過去的樣子，很害怕說話沒有自由。實際上中國早變了”。

克里絲說到這里，用了一句英語成語形容中國：“不要看他說的，要看他做的。”他拿出一組數據：1975年聯合國評定的中國“人文發展指數”才0.53，2007年中國已經達到了0.78，北京和上海分別是0.89和0.90，“這就證明中國的發展是成功的，必須從整體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發展”。

但令他難以接受的是中國人迅速地接受了美國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就像鄧小平所說的‘打開窗戶，會有蒼蠅飛進來’，美國的消費主義傳進來對中國帶來的不好的影響。”他注意到，有些中國人以擁有的物質財富多少來衡量你的地位，這是非常不可取的。

中國人身上還有一種很矛盾的東西。一是非常西化。有些中國朋友跟本國人打招呼都要稱呼對方的英文名。其實在美國，如果一個白種男人交了一個華人女朋友，他會以說漢語自豪。“我走進電梯，就不希望看到刀叉的廣告，希望看到筷子的廣告。”

還有一些中國人有“五千年文明的優越感”，對批評他們的人回答說“你不了解中國。”克里絲讀了很多中國的歷史書，遇到這種情況他通常會拿出殺手锏：你說一下明朝有哪些皇帝？通常對方連兩三個都說不出來，于是就驕傲不起來了。

“我看到她是在和平崛起”

1997年馬普安來北京時，全北京只有一家咖啡廳，而現在到處都是咖啡廳，中國的經濟發展太快了。“你要是2002年之前來北京，朋友們會覺得你去了一個很偏僻的地方。2002年之后外國人都覺得北京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城市，而且說漢語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了。”

雖然，對大部分老外來說，漢語都是最難學的，但是很多人對漢語都保持濃厚的興趣。在采訪克里絲時，他變戲法似的拿出一本《中級漢語口語》，原來他覺得自己口語不好，正在加緊學習。本來他還想在中國人民大學繼續念“中國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的博士，但是“但因為不會用漢語寫論文，看來只好回美國念了”。

法國小伙子霍曼有很多中國朋友，“我要是來中國3年了還不會說中文，自己都覺得沒有意思”。

阿根廷人Laura告訴南方周末，在阿根廷，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國制造”的，“在我們國家沒有人力去做這些工作，（中國的這個強項）是其他國家很難匹敵的”。

作為一個藝術家，杰羅姆·桑斯感到，這些年，中國的藝術對世界的影響在增大。20年前，世界上，很少見到中國藝術家的身影，而現在，“一個藝術展覽，如果沒有中國藝術家的作品，那么這個展覽就會受到質疑”。

在中國，藝術的自由空間在加大。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經常展覽當代藝術家對文革等時代的反省。“這在以前，是會受到打壓的，而現在798成了非常受歡迎的旅游區。”（798是北京的一個藝術區，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位于此處）

“我看到的是，中國這些年敞開大門，新鮮的風吹進來，各種各樣的新鮮事在發生。”杰羅姆·桑斯用濃重的法國味英語說。

克里絲是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對中國的政治有著天然的興趣?？死锝z相信，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美國和印度將會成為3個影響世界格局的國家。“如果美國相信中國是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就會和中國合作，這對世界和平是有利的。”在克里絲眼里，中國并不像西方國家想象的那樣，對世界是一個威脅，“至少現在，我看到她是在和平崛起”。

在他看來，中國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死锝z剛從印度回來，不由自主會談到印度和中國的差別。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印度人有紅眼病”?？死锝z笑著說。

中國走了和印度不同的路，有些外國專家和中國專家認為民主不適合中國文明，他不認同這個觀點。但他認為，現在啟動民主時機不成熟。“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是中國人自己啟動，而不是外人。一人一票的民主對中國并不是最迫切的，中國最需要的是相對獨立的司法和媒體，需要政治透明和給予公民社會發育的空間。”克里絲說。他認為，現在中國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將那些在改革開放中失去機會的人納入到制度體系里，讓他們分享改革的紅利。“如果誰能做到這一點，他就是個非常成功的政治家。”克里絲認為。

“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制度，中國都應該保持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路，不需要向美國學習。”克里絲說，“我不希望20年后來中國，以為自己到美國了。不能讓中國變成美國特色的中國，而是中國特色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