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朋友】不離不棄：聯合國機構的在華旅途
“聯合國的一些人權官員來到中國，更多提出要看監獄，要會見所謂的政治犯，”中國聯合國協會總會副會長龐森總要勸說，“你應該多看看貧困的山區，更重要的是要加強相互理解?！?/blockquote>責任編輯：朱紅軍 傅劍鋒 實習生 楊朝霞 徐臻
不僅僅是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很多聯合國駐華組織，如國際勞工組織、工業發展組織和人口基金會等，都已處于發展減緩甚至規?？s小的狀態。“如果有一天，WFP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了，那么這將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結局，因為我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聯合國，是一個有著64年歷史，192個成員國，每年需要上百億美元資金維持運轉的龐然大物。
中國曾經與它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曾經將其視作橡皮圖章，斥其為美國實現霸權主義的工具；毛澤東甚至講過：“不進聯合國，中國照樣生存，照樣發展。”
但如今，聯合國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多邊外交的最重要舞臺”，更被視作“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共同發展、促進人類文明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合作伙伴”。
聯合國正在越來越多地參與著新中國的歷史，而作為創始成員國與常任理事國，中國與聯合國之間也在發生著奇妙而深刻的變化。
2001年，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第一位親善大使麥戈文在甘肅省農村看望受聯合國資助的兒童。 資料圖片
學習游戲規則
新中國成立以后第 45天，時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就曾致信聯合國秘書長，要求取消“中國國民政府”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
但是由于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阻撓，新中國未能如愿。1955年，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曾到訪北京，以私人身份斡旋美軍被俘飛行員事件并與周恩來會面。由于雙方在臺海、朝鮮和中國的聯合國席位等問題上分歧過大，新中國未能借此叩開聯合國大門，繼續長期處于半封閉的狀態。
等到聯合國真正向新中國敞開大門時已是1971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前參贊、安理會候補代表吳妙發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時的中國急于融入國際社會，但對聯合國這種“資產階級議會式的”議事規則和工作程序都不了解。“是在非洲朋友的幫助下，我們才在聯合國開始學習他們的規則和規矩。”吳妙發說。
“那時的聯合國對中國而言主要是一個外部的政治符號——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和認同，”北京大學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濱說，“在這里，中國要求建立國際新秩序，擴大聲音、廣交朋友。”
于是，一面積極學習、熟悉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一面反對霸權、支持發展中國家，聯合國開始成為中國外交的新舞臺和練兵場。一批日后將活躍在世界多邊外交各個領域的新中國外交官，如周南、吳建民等，也自此嶄露頭角。
在中國外交受困時，聯合國也常常提供寶貴助力。1989年的政治動蕩之后，幾乎所有的國際捐助者，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離開了中國，而只有聯合國系統留了下來。這種政治姿態和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聯合國在中國政府眼中的友人地位，并且贏得了持久的信任。隨后，199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也正是通過參加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打破了近三年的西方國家“制裁”。
從“甲方”到“乙方”
包括各種基金會、理事會、委員會、維和部隊、法庭、論壇和專門機構在內，聯合國系統在世界各地擁有上百個機構組織，員工更是難以計數。1979年，北京市的三里屯、亮馬河一帶陸續入住了新客人。從最早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口基金會和兒童基金會等機構開始，30年中，聯合國駐華機構已經增至21家。
2006年，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駐華代表處”悄然更名為“駐華聯絡辦公室”。據WFP籌款官員張琰介紹，這里的工作人員從最多時的近30人已經減少到目前的7人，而WFP從2005年開始就停止了向中國的糧食援助。因為他們相信，“中國具備了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貧困問題的能力”。
三十年中，WFP向中國捐助了400萬噸，價值10億美元的糧食援助。但現在，他們在中國已經由“甲方”變成了“乙方”，主要工作是向中國政府尋求支持，為WFP在世界其他國家的糧食援助工作籌款，并對中國的農業和扶貧經驗進行研究推廣。“我們從2006年就開始了轉型。”張琰說。
實際上，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一直單向給聯合國捐款而拒絕聯合國援助。中國最早歡迎WFP的糧食援助是在1979年，約25萬越南裔華人難民逃亡到中國南部省份，使得當地政府無力承擔重荷。
在剛剛恢復代表權的1971年，盡管經濟十分困難，但中國竟主動承擔了聯合國4％的會費，甚至在1974年達到5.5％。后來比例逐年下降，1995年達到最低點0.72％，近年才又逐漸增長到2.67%。
中國正在逐步結束“受援國”的角色。去年，WFP獲得中國政府捐助960萬美元，使得中國對WFP累計捐助的總額達到2755萬美元。
停止對中國糧食援助讓WFP駐華辦公室主任韋安夏（Anthea Webb）感到欣慰。她說：“如果有一天，WFP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了，那么這將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結局，因為我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但去年以來的世界糧食危機讓她絲毫不能松懈——WFP在全球的資金缺口超過7億美元，顯然北京辦公室的工作成效也將被羅馬總部寄予更高的期待。
據聯合國駐華系統一位資深官員透露，不僅僅是WFP，很多聯合國駐華組織，如國際勞工組織、工業發展組織和人口基金會等，都已處于發展減緩甚至規?？s小的狀態。“商務部都已不再統計聯合國機構每年向中國援助的具體金額數目，也許是2億美元左右，但這對于中國目前1.3萬億的GDP而言已經微乎其微。”這位官員說。
但曾經的貢獻不可低估，截止到2008年6月30日，僅聯合國系統下的世界銀行對中國的貸款總承諾額累計近437億美元，共支持了296個發展項目。
從“硬”到“軟”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駐華代表處社會經濟發展處處長侯新岸進入UNDP已經是第19年了，辦公室里只有幾臺打字機的“寒酸”景象早已不復存在。
2006年，UNDP獲得了回良玉副總理頒發的“國際消除貧困日”國際獎。盡管獎章就掛在辦公樓大廳里——這讓侯新岸每天上班時“很自豪”，但UNDP在中國已經逐漸降低了傳統的扶貧領域工作力度。
UNDP中國代表處規劃管理支持處處長陸磊將這種變化總結為“援助越來越軟”。1980年代，UNDP支持購置的IBM電腦、工農業設施，被陸磊稱為“硬援助”。
“現在設備在我們的援助中比例已經不超過30%，越來越低，”陸磊說，“剩下的精力用來做政策的咨詢、辯論，人的能力和意識的提高改善，可以叫做‘軟援助’。”
陸磊和侯新岸進一步指出，UNDP在中國消除貧困、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工作，已經由最初的資金、技術、設備支持，甚至以開闊眼界為主的人員培訓，逐漸發展為“制度援助”和“能力建設”，如“入世”前后與中國海關的合作、國企改革建議。
“現在UNDP的工作更多地指向具有區域和全球效應的問題，比如氣候變化、低碳經濟。”陸磊說。這也不難理解，比如日本向中國提供的援助資金就會特別傾向于貴州的酸雨治理和甘肅的沙漠化治理，因為這兩省的問題正是常常給日本帶來直接影響的。
近30年來，UNDP對華援助累計達約9億美元，項目達900多個。而近年來，UNDP的援助額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還在擴大，今年預計會超過7000萬美元。“十年前我們大約只有七八種資金來源，”陸磊說，“而現在有包括各種信托基金在內的超過20種資金來源。”“此外，我們合作伙伴的范圍在這些年里已經大大拓寬了，”侯新岸說，“從最初簡單的部委機關，到現在的各種黨政機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和科研機構，我們都有合作。”從2005年起，UNDP與中組部合作組織了“小康社會領導者培訓項目”，共對四百余名省部級高官進行培訓，得到了主政者的好評。
但聯合國下屬機構與中國的合作也并不總是完全愉快的，畢竟，2003年SARS初期，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瞞報疫情等問題的批評言猶在耳。
此外，中國聯合國協會副會長兼總干事龐森指出，在人口問題、人權問題等方面，聯合國與中國也有過摩擦。“聯合國的一些人權官員來到中國，更多提出要看監獄，要會見所謂的政治犯，”龐森總會勸說，“你應該多看看貧困的山區，更重要的是要加強相互理解。”
“多邊、普世和全球的價值”
經過了長期在經濟、科技和社會上對中國的實際推動影響之后，聯合國給中國帶來的更多的是理念。“聯合國推廣多邊、普世和全球的價值，是為了促進全球共同的利益，”北京大學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濱說。安全、發展和人權是聯合國的三大支柱理念。
以“人權”理念為例，長期以來，它的概念是被異化的，被看作一個“資產階級的”思想。中國自1979年起以觀察員身份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并于1981年當選人權理事會成員。“中國響應國際社會的要求，提出了‘保障人權’，并且在2004年第一次把人權問題寫進了憲法，”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前參贊吳妙發說，“《2009-2010國家人權行動計劃》還提到了知情權、監督權，這也與國際潮流有很大關系……如果沒有與聯合國的交流，不會認識到這樣的高度。”
吳妙發進一步指出，中國在裁軍的問題上，兩次大規模的裁軍（100萬人和50萬人），無論常規裁軍和核裁軍，“都是順應國際潮流，在聯合國裁軍委員會里，有著北歐和其他國家的期望與推動”。
“環保”概念的逐漸風行也與聯合國一以貫之的推廣不可分割。1972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第一屆會議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周恩來指示中國代表團參與會議。在此之前，人們并沒有環境保護的概念，覺得這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下不會發生的事。很快，1973年在北京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隨后成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
“聯合國”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各個組織也找來了李寧、周迅等演藝或體育明星擔當自己的形象代言人。
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聯合國的期待也一齊上漲。一個孩子在他的網絡日志上寫道：“假如我是聯合國總統，我要先把每家每戶都裝上電視機，讓他們都看上電視；還有沿街討飯的，我們要建好多房子，讓他們住。接下來，還要考慮人口問題，人口太多不好……”
但也有人批評聯合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機構，批評它具有一切官僚組織的通病，并且在效率低下、裙帶關系等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文山會海和漫無止境的爭吵中無所事事”。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則是，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中，兩個多月的時間里，當聯合國的外交家們還在孜孜不倦地進行一輪又一輪的辯論時，上百萬的圖西族人已慘遭屠戮。
中國聯合國協會副會長龐森看來，這兩種看法都未免有失偏頗：“首先聯合國秘書長不是人們想象的‘最大的官’，聯合國也不是無所不能。比如，它拿伊拉克戰爭就沒有什么辦法。但是，聯合國在維護和平、促進裁軍和推動區域間合作發展經濟方面的作用，仍然是無法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