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光倒影】天上的星星不說話

真正的自由，是順服，并活出生命中的次序。我問孩子，爸爸的寶貝是誰？他說是亞亞。我說不，是媽媽。又問，媽媽的寶貝是誰，他眨巴眼睛，說，是亞亞。我說不，是爸爸。再問，爸爸媽媽的寶貝是誰？他終于跳起來：是亞亞！

我和妻子就抱在一起，然后喊他加入，說，你就是這么來到世上。

過幾天妻子給他唱歌，“天上的星星不說話，地上的娃娃想媽媽。”他說不對，是“地上的爸爸想媽媽”。笑過后，勾起對老電影的懷念。

又過幾天，原本臺灣基督教救助協會的夏牧師要來。這個協會大地震后一直呆在四川。結果風災發生，他匆匆趕回臺灣。我正好看見這部翻拍的《新魯冰花》，年過七旬的陳坤厚，起意把孩子的天空再描繪一遍。

家鄉的茶園開滿花，不一定是窮人的福音。對古阿明來說，那個夏天世界是兩副面孔，一是繪畫中的馳騁放任，終于得到了新老師的鼓勵；二是小小的茶蟲吃掉茶葉，也吃掉性命。原著小說出自臺灣著名的客家作家鐘肇政。20年前的老版，隱含了社會批判的維度，刻板的學校教育、鄉紳議員的勢力。不過阿明活在才華與貧落之間，他螢火般短暫的一生，并未指向對社會的控訴，反而打動每個觀眾，如魯冰花一現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奔頭？

我這10年經歷無數主管部門：教育局、網管處、政法委、司法局、街道辦、宗教局、公安局、民政局、綜治辦……而我父親一輩子，基本上只有一個主管部門。民間社會的發育，能夠容納個體生命的豐富性。而這種生命樣式的豐富性（也意味著公共性），使原先一個蘿卜一個坑的轄制體系慢慢失去了一一對應的能力。

因此，一個僵硬的行政管理部門，往往會將更多的部門拖進低效管制的無底洞。今日的社會空間，已能承載一個個足夠豐富的個體生命形態。但今日的公共管理，尚無法承載這些過于豐富的生命。

古阿明的存在，不是審美問題。是他的畫，對一所鄉間小學而言構成了對穩定的威脅。郭老師愛他的想象力充滿童趣。但某種程度上，阿明的動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他的畫被擺出來時，有一種次序就被煽動顛覆了。就像一群基督徒在唱詩，幾個醉醺醺的人進來，橫七豎八，在前排坐下來聽。僅僅是他們的面龐、姿態與靈魂的形態，就足以使那里的圣潔遭受破壞。又像兩個西裝革履的人，走進一個化裝的狂歡舞會，坐下來談生意。

有人就有次序。在次序中，或者有自由，或者有捆綁。最痛苦的事，是以外在的次序，取代了生命的次序。當我們活著的意義及其樣式，受到外在次序的捆綁時，我們就不自由。當我們順服靈魂中的次序時，我們就自由了。

但最痛苦的事，其實還不是被外在次序捆綁。而是按我的天性說，我不可能主動順服靈魂中的次序?；浇讨?，把前一種處境叫做律法主義，把后一種處境下的出路稱為救贖。

你若不承認生命中有被給定的次序，高于外在次序，或者你不承認，自己不可能主動認識并順服這種次序，那救贖就與你無關。所以孔孟老莊無法觸碰救贖議題。知識分子有一種錯誤假設，以為理性上的認知具有一種力量，足以產生意志上的降服。其實，從理性到意志就如從南極到北極。如果一個男人知道應該戒煙，也的確想戒煙，卻永遠都戒不了。

這部電影也一樣。

對阿明來說，他活在兩種外在次序中，一是貧富懸殊，在當地家庭收入排行榜上，他家一定是倒數10名。二是學校的繪畫課，他在那里永遠只能拿到60分，因為他的畫不是對現實的肯定。林志鴻的父親是省議員，他的畫中規中矩，在一種穩定的外在次序中如實地臨摹萬物，給他帶來安全感。但對阿明來說，“現實主義”是個殘酷的詞。

如果真像郭老師說的，教他們繪畫不是為職業，而是為生命，“我只想教會他們，將來遇到困難時，可以用繪畫來抒發情感”，那么批評林志鴻的畫，也不公平。對阿明來說，想象力是他的避難所，是否定現實次序的方式，是宗教性的。但對林志鴻來說，他并不需要將想象力作為救贖的替代品。

學校選了林志鴻，排斥了阿明和郭老師，顯明教育的目的是對外在次序的肯定。換言之教育在本質上是律法主義的。阿明又畫了自己摘茶蟲的畫，比茶葉更大的是茶蟲，比茶蟲更大的是他的蠟筆。郭老師把它寄出去，得到了世界兒童畫展的優勝獎。好消息傳進小小的鄉村時，阿明已因雨后感染去世。

遺憾的是，新版淡化了這種生存次序與靈魂次序的張力，而將焦點過于放在兒童繪畫的想象力上。十幾年后，郭老師在城里開辦兒童畫室，鼓勵孩子們率性而為，畫出很“古阿明”的畫。這就把對想象力的肯定后現代化了。這一群天馬行空的孩子，和另一群在網吧天馬行空打游戲的孩子，將來在外在次序中，或有區分；在靈魂的次序中，沒有本質的差別。

當熟悉的旋律再響起，剩下的不是鋒利的追尋，而是偽裝的鄉愁。想象力拿來做什么呢？若不能叫人追問意義與樣式，想象力也不過是自我麻醉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