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消逝詞典之經濟詞語
放衛星/趕英超美/大鍋飯/統購統銷/商業合作社/價格雙軌制/農業稅
[放衛星 趕英超美 大鍋飯 統購統銷 商業合作社／供銷合作社 價格雙軌制 農業稅]
【放衛星】
放衛星，指的是從1958年開始的、在“大躍進”中的、一場急于求成的社會主義建設悲情運動。在“大躍進”中各地浮夸風盛行，虛報夸大宣傳糧食產量，這些上報虛假“小麥衛星”、“水稻衛星”、“包谷衛星”、“烤煙衛星”等在各行各業中發生的類似行為被統一稱為“放衛星”。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登載了“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的浮夸報道，并將之稱為“放出第一顆畝產衛星”。
官方只所以選擇了“衛星”這個詞，是因為1957年蘇聯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后，“衛星”成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榮耀，是“高精尖”的象征，是那個時代的“熱詞”。
經過《人民日報》等媒體大張旗鼓的宣傳，政府組織的現場觀摩，各地群眾歡欣鼓舞的效仿，在隨后各地掀起了陸續放出小麥畝產衛星的高潮，虛報數字逐漸 增大，例如：8月13日，新華社報道了湖北省麻城縣溪建園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的事跡，該社早稻畝產達到了36900斤。隨后，各大廣播、報紙、雜志的 相關報道宣傳也進入了新的高潮，截至放衛星的尾聲階段9月25日左右，小麥畝產最高數是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的8586斤，稻谷畝產最高數 為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語言學家認為，詞語像礦產一樣，會因為過渡的使用而被淘空。恰因如此，“放衛星”很快因為其自身的臭名昭著，而被官方和民間雙雙棄用。幾十年后，“放衛星”已經作為一個垃圾詞匯徹底被漢語遺棄。人們在形容類似情況時，重新選擇了“扯淡”、“吹牛”這些生氣勃勃的詞匯。
（楊繼斌）
【趕英超美】
趕英超美這個著名的口號，是中國百年來被迫害感在1950年代的一次爆發。它洋溢民族主義的激情，其背后是對于“趕超”的單維度理解和樂觀估計。
1957年11月，社會主義大家庭在莫斯科開會。趁著蘇聯剛剛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熱乎勁，各社會主義國家形成共識，“社會主義正在上升，資本主 義正在衰退”。赫魯曉夫在會上提出，要用15年時間趕上和超過美國。作為蘇聯的小弟弟，毛澤東表示，中國要用15年時間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小弟弟英國。12 月份，劉少奇向全國宣布，中國要在15年內在鋼鐵和重工業方面趕上英國。
這一指標最終在高層被壓縮到了七年。并隨后提出十年趕上美國。緊接著，為實現這一夢想，“大躍進”在全國全面展開。毛澤東研判，蘇聯的“蘇維埃加電氣化”理論已經落伍，憑借中國人發明的人民公社試驗，中國很可能比蘇聯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只需三五年就可以趕上英美。
彼時，英國年產鋼量約為2000萬噸，中國的年產量為535萬噸。為了兌現愿景，中國決定1958年的年產量為 1070萬噸——依照如此速度，只需兩年就可以趕上英國了。全國各地都是土法煉鋼的小煉鋼爐，大批黑不溜秋的大疙瘩被當成鐵塊送到了北京。一些地方甚至連 鍋都扔進了煉鋼爐里。余華的小說《活著》生動逼真地還原了這一悲情。但盲目的計劃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中央政府最終意識到這不是一個短期內能夠實現的愿 望。“超英趕美”遂被擱置。
1995年，中國的鋼產量增至9536萬噸，終于超過了英美，1996年中國鋼產量超過一億噸，名列世界第一。2005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實現了幾代人的夢想。
但這時中國人發現，自己卻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社會福利，均和英美存在差距。
（楊繼斌）
【大鍋飯】
大鍋飯概念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那場聲勢浩大的全民運動中，口糧由公社、生產隊掌管，農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鍋飯”，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個大鍋煮的飯”。真正的大鍋飯，持續了也只有一兩個月時間。
這個概念的再一次復蘇，則要到了1980年代，“大鍋飯”代表著在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干好干壞一個樣，大家都拿幾十塊錢的工資，每天回家蝸居在 一樣的斗室里，吃一樣的飯菜——很多時候甚至是單位食堂真正意義上的“大鍋飯”。而到了這個時候，大鍋飯已經成了一個值得批判的反面觀點。既然經濟效率是 可以追求的目標，那么大鍋飯就是需要反對的方式——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鐵飯碗”，強調這種工資分配制度的終身性。
國企改革之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私營經濟部門就業，而國營企業的工資也不再一碗水端平。1990年代末期之后，不僅“大鍋飯、鐵飯碗”不再出現，甚至連“打破大鍋飯、鐵飯碗”，都很少提及。
（胡賁）
【統購統銷】
糧食領域的統購統銷政策開始于1953年。那一年，紅色新生政權遇到了糧食危機。由于政府將大量資源用于蘇聯模式的全力工業化戰略——這符合馬克思主義擴大再生產原則的信條，農業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了。
落后的農業不堪工業化之重，再加上朝鮮戰爭而引發的國際禁運，糧食恐慌已有失控的前兆，糧食搶購風潮在全國蔓延。
作為應對，中央沒有選擇將農產品收購價提高到市價水平，而是寄希望于以固定價格強制收購制度，并適當加快合作化步伐。統購統銷由此開始，其意是指， 糧食只能賣給政府，并服從政府的統一分配。半年之內，這一政策就成果顯著。1954年的糧食收購數同比增加77.78％，庫存增加了51％。不久，這一制 度就擴散開去，糖、煙、酒、自行車、鐵鍋等一切用品都被納入了計劃體制之中，統購統銷。
過度收購使得農民吃不飽肚子，他們產生向城市流動的愿望。1958年，戶口制度建立，限制農民自由遷徙的制度被以法律形式固定。
統購統銷政策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進而引發了改革時期的最大舉措與爭論：價格雙軌制——在不徹底癱瘓計劃經濟的情況下發展市場經濟。隨著改革的深化，此項政策才逐漸由調整走向終結。
（沈亮）
【商業合作社／供銷合作社】
提起合作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供銷合作社——一種為滿足農村生產和生活需要而設立的銷售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和收購農產品、副業產品的商業機構，簡稱供銷社。也有人稱之為商業合作社。通常情況下都是村民每人投資幾塊錢，由生產大隊統一進貨，在村里銷售。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城鎮和鄉村普遍實行了合作化道路，農業合作社不僅包括了供銷合作社，還有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等不同類型。
1952年后，供銷合作社逐步建立起較完整的組織系統，形成了全國總社、大區總社、省級聯社、市縣聯社、基層社五級組織，在全國形成了一個上下連接、縱橫交錯的全國性流通網絡，成為滿足農民生產生活需要、組織農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銷合作社是活躍在農村的重要商業力量。
改革開放后，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國家也逐步取消了商品統購統銷政策，人們購買商品再也不用憑 計劃、票證，再也不只認“供銷社”一個門了，傳統意義上的供銷合作社逐漸被個體雜貨店和鄉鎮超市取代，有些早已經關門大吉，活下來的那些，已經轉型為綜合 性農業服務組織而存在。
（黃金萍）
【價格雙軌制】
價格雙軌制是指同一產品計劃內部分實行國家定價，計劃外部分實行市場調節價，主要涉及糧食價格及生產資料價格。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制定了幾乎一切商品的價格并多年不變，這導致農副產品購銷價格倒掛，工業品價格要么偏高要么偏低。
1984年9月召開的首屆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即“莫干山會議”），提出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并被提交給中央領導。
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發出67號文件，其中規定：在完成指令性計劃以后，超產部分允許企業在不高于計劃價格20％的范圍內浮動。1985年1月，國務院又發文取消了20％的限制：超產部分的價格由供需雙方自由議定，國家不加干涉。
價格雙軌制在價格形成上逐漸引入市場機制，不僅部分糾正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價格管理制度，把市場機制放到了和計劃機制共存的位置上。除了統一收購價，糧食可以賣出其他的價錢，優質產品還可以賣出優價來。
雙軌制將價格改革的大系統化為一個個可以操作的小系統，避免了大風險。此后它成了中國漸進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被用到外匯市場、勞動力市場、住房制度、社會保險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
不過，人們很快發現，價格雙軌制帶來了新問題：官員利用手中調撥物資的行政權力，占有計劃物資并轉到市場上高價出售；由于轉手倒賣的利潤遠高于正常經營和生產，企業熱衷于擠入有限的低價采購通道，尋找倒賣機會……
到了90年代后期，大部分商品價格已經放開，價格體系基本理順，價格雙軌制就慢慢消失在大眾面前。
（黃金萍）
【農業稅】
在漫長的中央帝國歷史上，“皇糧國稅”一直是和天地一樣的永恒存在。一個農業經濟體，尤其是重農抑商的統治思想之下，基于農業生產的稅收，是支持政權運轉的基礎。
新中國的農業稅開始于1953年的“農業稅條例”，國家規定，農業常年產量的15.5％必須無償上繳。這略高于中國歷史上的理想：十一而稅。實際 上，新政權與傳統中國最大的區別，乃是最為龐大的國家機器和對國民經濟最廣泛的參與——這自然要求更多的糧食。因此，僅僅是農業稅顯然是不夠的，廣義上來 說，國家以超低的價格強制收購農民的糧食，也是另外一種農業稅。
最初的農業稅，以實物方式征收，以村（大隊）為集體單位上繳。改革開發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農業稅變成了針對農民個人的無起征點的所得 稅。而1990年代前期以后，一方面由于經濟作物的發展，部分農戶家庭轉向非糧食作物；另一方面眾多的農民遷徙至城市加入第二和第三產業，其中相當部分以 “農民工”的身份加入工人行業；還有部分城郊地區的農戶，由于城市的擴展，土地被征收變成城市用地沒有土地，從這一時期開始，每年的征收基本上以糧食按照 當時的市場價格折合為貨幣征收。
直到2006年，中國才徹底取消農業稅。當年農民因此增收336億元。畢竟，對于當年4萬億的全國財政總收入來說。300多億的農業稅，真的不算什么。
（胡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