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消逝詞典之生活詞語

新中國六十周年系列專題之六

編者按：社會本身就是歷史學家，語言的演進就是社會記錄自身演進的歷史書。我們在此收集已經消逝的詞語，來為這本大書添加注腳。

[糧票 雙蒸飯 憶苦飯 知青 赤腳醫生 三轉一響 的確良 畢業分配 小英模 露天電影 文學青年 BP機]

【糧票】

糧票

從某種角度解讀，糧票的退隱當是新中國60年最大的進步。它意味著政府終于不再對公民的口糧設限了。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下達《關于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糧票由此進入流通領域。糧票為供給制制下的主要票證之一，分為全國糧票、軍用糧票、地方糧票和劃撥糧票四種。

自此，城鎮居民必須定期憑糧食戶口（居民糧食供應本）到指定國有糧店領取定額糧票。每個月初，主婦們便攜帶著印有“革命圣地”、“工農兵戰士”、“毛主席語錄”的糧票到糧店排隊，憑票購買當月的定量糧。

在糧票流通的那個饑饉年代，這薄薄的紙券是貴重的禮物。結婚，送5斤糧票；到醫院看病人，留下10斤面票，這會獲得對方由衷的感激。而到朋友家做客，也都要帶著糧票，否則，會讓主人很為難。

糧票本身是沒有價值的票證，但其天然的緊缺讓它具備“硬通貨”的職能：“文革”期間，有一對年輕人到西安旅行結婚，住在一家小招待所里。深更半夜，新娘解手后進錯了房間，被另一男子給悲情了。事情解蔽后，男子給了新娘20斤糧票就了事啦。

糧票的另一重要副作用，是抑制了公民在國土上的流動。老人們說，即使有公差，也必須托人到各個糧站兌全國糧票出來，否則，出差在外，有錢也吃不上飯。

市場經濟推行了15年后，糧票終于在1993年從中國社會退隱。1994年，糧價一下子漲到了近兩塊。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壓力，糧食局提前印好了糧油供應票，向國務院請示恢復使用，國務院批示要慎重，爭取挺過來。結果，真就挺過來了。

（楊繼斌）

【雙蒸飯】

這是大饑荒中一項自欺欺人的發明，“糧食食用增量法”的一種。原理類似于那個著名的笑話：“搓一下肉多。”

雙蒸飯的專利權屬于北京某大學。1960年，饑荒進行到水火交加的年頭，報道稱毛主席連紅燒肉都吃不起的時候，清華大學黨委成立了工作組，進食堂專門研究“增飯法”。發明了雙蒸飯，并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廣為推行。

所謂的雙蒸飯，就是在米飯蒸好之后，揭蓋灑上水又蒸一次。第二次蒸飯，蓋子必須蓋緊不得敞氣，加大火讓蒸氣把飯沖泡。雙蒸飯十分松軟，不需咀嚼，從感覺上要比單蒸飯飽肚子。

在已故作家路遙的小說里，詳細地記錄了雙蒸飯在民間的悲情普及。其實雙蒸飯就是水分多，飽得快餓得也快。事實上好多人吃雙蒸飯導致了浮腫，甚至加快了死亡。

類似于雙蒸飯的“糧食食用增量法”在大饑荒中層出不窮，1959年5月，遼寧省黑山縣衛星公社創造出將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 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縣推出旨在提高“出飯率”的先進燒飯法，將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飯率，從2斤提高到2斤8兩。同月，河南省創造將原糧煮到六七分熟 后，從湯水中撈出，再用水磨將原糧磨成糊狀，把酵母放在面糊中，發酵后送入蒸籠蒸熟。其結果是，用傳統方法蒸饃，1斤面只能蒸出1斤饃，最多只能蒸出2 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饃。

雙蒸飯產生的大饑荒，是指中國大陸地區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于“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在農村，經歷過這一時期的農民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在民間，流傳著中國政府因為向蘇修還債而導致饑荒的說法。

但即使在民間普及雙蒸飯的時期，我國仍然抽出大量糧食進行國際援助。資料顯示，1960年除了對幾內亞的援助外，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 亞。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共決定援助15噸?！度嗣袢請蟆穲蟮?，1963年5月1日，躍進號萬噸輪從青島啟航前往日本途中觸礁沉沒， 船上裝載著玉米近萬噸，以及礦產品和其他雜貨等。

（楊繼斌）

【憶苦思甜飯】

通常被簡稱為憶苦飯。是“文革”期間“憶苦思甜”活動的組成部分。該活動旨在通過虛擬體驗新中國成立前的社會貧困，來證明現在幸福生活的合法性。

憶苦飯通常是一個多人的party，時間多是春節、五四青年節、六一兒童節、國慶節。飯食的材料的選擇因地制宜，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窩頭；有的是用麩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窩頭；有的是用爛菜葉、芋頭花、南瓜花、蘿卜纓或野菜煮米糠。

這種帶有宗教神圣性的儀式，讓激進者感動，甚至會故意把飯做到豬都不愿意吃的程度。——越難吃越被鼓勵，憶苦思甜的效果越好。開飯之前，先聽憶苦報 告。多請苦大仇深的人現身說法，說舊社會怎么窮，怎么受地主老財的剝削壓迫，怎么牛馬不如，怎么饑餓難擋。吃的時候，班團干部、積極分子要帶頭示范。越難 吃，越得忍著，強撐著往下咽。如果扛不住，你平時學習、工作中的表現就扔水里啦。

但當時社會普遍性的貧困，讓憶苦飯通常充滿了違背組織者意愿的笑料：

1970年，解放軍某部開進了某公社搞軍民同吃憶苦飯。憶苦飯是解放軍炊事班做的，麥麩面、菜葉、豆腐渣攪和而成。飯鍋揭開，貧下中農們蜂擁而至，眨眼間便把憶苦飯吃得干干凈凈。

解放軍戰士們看傻了。指導員忙對大家進行現場教育：“同志們，請看貧下中農覺悟多高，自覺地搶著吃憶苦飯，我們要虛心向他們學習。”站在一旁的一個老貧農連連擺手：“別學習，別學習！我們平時吃的飯不比這好，還舍不得吃飽，今天算是放開了肚子！”

（楊繼斌）

【知青】

全稱為知識青年，指從1950年代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自愿或被迫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做農民的年輕人，這些人中大多數人實際上只獲得初中 或高中教育。為了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從1950年代中開始就組織城市中的年輕人移居到農村，尤其是邊遠的農村地區建立農場。早在1953年《人民日 報》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55年毛澤東提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成為后來知識青年上山下 鄉的口號。

知青與知識的關系很遠，直到后來，與青年的關系也疏離了——那些依然生活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們，依然生活在黑龍江的北京知青，盡管已經年屆退休，依然 掛著“知青”的標簽。知青，稱為一代中國人的共同記憶。但這種共同記憶確是話語壟斷的結果，1950－70年代里，農村人口才是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而那 些有幸生在城市接受更好教育的青年們，則集體成為了“知青”，等他們回到城市，占有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已經成為他們青蔥記憶里玫瑰色的“小芳”和“ 老鄉”。

1977年高考被恢復，大多數在農村的知識青年想方設法要回到故鄉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識青年以請愿和罷工的形式來將他們的要求表達出來，再 次使得中共感覺到問題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鄉。10月1日中共基本上決定過去下鄉的知識 青年可以回故鄉城市。1990年代末，高校擴招以后，知識青年甚至成為一種自嘲的說法——誰沒個大學文憑??？知識青年又能如何呢？

（胡賁）

【赤腳醫生】

赤腳即光腳，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杰出的武術家歐陽鋒說，穿鞋的刀客比光腳的刀客擁有更高的身價。但在1965年，政府無力提供昂貴的穿鞋醫生來保證廣大農村的醫療衛生，是以赤腳醫生應運而生。

這是一個地域特征明顯的詞匯，南方的農村都是水田，種水稻，只能赤腳下水田，赤腳醫生就是既要勞動也要行醫的農村醫務工作者。他們接受過三到六個月的培訓，掌握一些衛生知識，可以治療常見病，靠“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服務鄉民。

這個詞語來自于1968年9月《紅旗》雜志上一篇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開頭第一句話就是：“‘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熱的稱呼。”“赤腳醫生”一詞由此而來。

1969年10月1日，共和國20周年大慶，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慶典活動。一個特殊的方隊令76歲的毛澤東向前微微傾斜著身軀，頻頻揮手致意。 這個隊列由近千名肩背藥箱、背負斗笠、挽著褲腿、打著赤腳的年輕農村姑娘組成。這個方隊代表的是當時分布在全國的數百萬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還造就了中國最有名的一句罵人的話：二百五（沒真本事且渾不吝的人）。“文革”時紅藥水（紅汞）俗稱二百五。赤腳醫生沒有受過正規醫務培 訓，大傷小痕都用紅藥水，所以稱之為二百五。加之赤腳醫生本身多屬野路子，修野狐禪，經常在村里制造悲情事件，后來，赤腳醫生也就變成罵人的話啦。

但世衛組織專家張開寧給了赤腳醫生們客觀的歷史評價：在病人最需要服務的時候，赤腳醫生會及時出現，即使這個服務不是最佳的，甚至還有錯誤，但它是溫情的，是全球醫療衛生史上值得稱道的一段歷史。

（楊繼斌）

【三轉一響（四大件）】

三轉一響，又名四大件。指的是當時國家有能力生產，而各個家庭所希望擁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自行車、縫紉機、手表（三轉）和收錄機（一響）。這是中國青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共同的堅硬理想。

這是那個年代的“熱詞”，是提倡艱苦樸素的時代，人們樸素物欲的全部訴求。女友們會嘮叨、丈母娘會暗示；團支書也會號召要讓亞非拉兄弟和美國的無產階級都擁有四大件。

淳樸的民謠反映了四大件在人們價值體系中的位置。時有《擇婿詩》曰：“一表人才，二老歸天，三轉一響，四十平方，五十工資，六親不認，七尺男兒，八面玲瓏，九（酒）煙不沾，十分聽話。”

在四大件中，自行車是王牌，是超必殺。擁有一輛自行車是少年們的成年禮，托納托雷在《天堂電影院》中對自行車所象征的青春荷爾蒙，從另一個饑饉的時 空給予了回應。在反映那個時代的電影《荒山之戀》中，女主角甚至在新婚的自行車頭系了個絨毛小兔（想想時下小白領放在汽車里的小兔）做裝飾品——在那個萬 物蟄伏的季節，這個細節極撩風情。

1990年代之后，中國逐步進入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和消費的時代。“三轉一響”被彩電、洗衣機、電冰箱、摩托替代。

（楊繼斌）

【的確良】

“的確良”是一種布料，也曾是身份的象征。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人們已經厭倦了單調的灰藍色服裝，“的確良”以鮮艷勝出。它在審美上替代了綠軍裝，成為時尚男女的新寵。

不堪寂寞的女孩子們，開始偏愛各種顏色的“的確良”碎花長裙。而男孩子若用一件“的確良”襯衫搭配白球鞋，也是值得驕傲的事兒。

這種布料的推廣得到政府的鼓勵。為了緩解人口增長的壓力，將更多的土地讓位于糧食、蔬菜和棉花，1976年后中國曾大量進口化纖設備，從而引發了國人的衣著革命。雖然它的價格偏高，但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布票的限制——有些地方一尺的布票可以換來兩尺的“的確良”。

不過，只十年左右，“的確良”就沒落了。它冬不御寒，夏不散熱，穿在身上更像是一張塑料布。

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人們試著改良它：保留了多樣的色彩，但加入更多的棉布成分。“的確良”逐漸退出了國人的服裝史。如今已不可想象，一種材料就可以影響全民的服飾意識。沒有了計劃經濟之下物質短缺的“神奇力量”的助推，這樣的盛況再也不會出現了。

現在，當人們回憶過往的時候，會這樣問：誰還記得“的確良”？

（沈亮）

【畢業分配制度】

曾經一度，因為畢業分配制度的存在，畢業生們無需為找工作發愁，他們的就業會被國家統一安排。這一制度強調著對國家的服從，正是計劃經濟體制調配人力資源的手段之一。對于當時沒有選擇權的畢業生來講，分配就是命運的被安排。

這項制度開始于1951年。由于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貼合，畢業分配制度曾對推動人才流動、協調不同行業和地區利益等方面起到了正向作用。

但是，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其供需要求不能匹配的弊端也愈發明顯。

到了1987年，政府引入了“供需見面”的新方式，那些曾經被忽略的不滿也隨之發聲。用人方大量拒絕被分配過來的畢業生，畢業生也在抗拒被安排的單位。他們都對國家教委的調查組表達了強烈愿望：自主選擇。這使政府意識到，取消畢業分配制度將是大勢所趨。

此后12年，該制度的作用開始逐步減弱，至1999年已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消失。

如今的畢業生，還會偶爾羨慕畢業分配制度帶來的安全感，但他們卻可以自己決定，未來的事業將起步于何處。“人生目標”、“職業規劃”等概念進入年輕人的生活，他們再也不是一塊被體制任意搬動的革命磚頭。

（沈亮）

【小英?！?/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