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企業家最有型

       這是一個經濟帶動的時代。成功的企業家成為公共明星和受人景仰的英雄。在他們身上，集中了過多的榮耀或非議。如果說這是一個需要英雄而且產生了英雄的時代，他們正是應運而生。站在這個隊伍前列的，已經被媒體和市場訓練得比較有型了。他們已經能夠在鏡頭前侃侃而談，語言得體。有時，看到這些英雄們在聚光燈下演講，我會在大腦里嫁接出一些蒙太奇鏡頭：想象三十年前，這些“孩子”的樣子。毫無疑問，當時所有人都不會看出他們會長成今天的樣子，因為那個時代沒有展現出這樣的生機。這一批企業家的青少年時期，中國沒有企業，沒有企業家（只有國家組織生產的機構及其領導干部）。一句話，這一批企業家沒有家承，“白手起家”。
　　在倒轉三十年時光的場景里，青年劉永好先生曾經眼巴巴地守著鵪鶉屁股，憧憬它一分錢一分錢地往下掉（一個鵪鶉蛋一分錢利潤）而累積的美好未來。這真是對三十年新時期的一曲經典頌歌。
　　總而言之，這里說的是，在今天的中國，一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里開始歷練的新一代企業家已經出落得有模有樣。他們正在掌握現代企業的基本理念，獲得現代企業家應該具備的品質，特別是試著用現代企業家的語言塑造自己的形象和跟公眾溝通。
　　正是基于轉型歷史太短的原因，即使在今天看來最精英的中國企業家，在公元2000年前，也基本上沒有使用過“企業社會責任”之類陌生的概念。記得一位公眾形象良好的，差不多跟劉永好先生一樣從市場起步的企業家說過，他是在千禧年以后，在南方報業集團的南方周末等媒體影響下，開始接受、使用和傳播這一觀念的。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是資本高度文明的產物。而我國有一段商品經濟被中斷的歷史。前兩年，在中國最大的一個城市里，一家私營商鋪的門上寫了一行“始于1982”的小字以標榜老字號。這樣的招牌一定讓1980一代青年感覺錯愕，跟自己的年齡一樣大也能稱為老字號，上一代人在做什么！但事實正是這樣。始于1982年之所以值得標榜，是因為那時中國私營經濟還沒有大量復興，而當時興起的，到今天又有大部分已經“消失”。
　　可是，就世界范圍來說，已經存活的歷史最長的企業，甚至“比資本主義的歷史還長”。日本一家企業已經有1431年歷史了，“始于”我國的隋唐時期。而更一般的情況是，日本的百年企業有2.1萬家。其實，所有在近現代以來，私有產權沒有被社會革命全盤顛覆過的國家，這都是很自然的，許多歐美國家正是這樣。但在“人間正道是滄桑”的中國，人們只能仰望1982。但中國雖然沒有百年老字號的企業，卻存留著百年的商業品牌，它們身上有著產權被改變過后留下的痕跡。
　　以此我們能夠理解，為什么“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新近引入的概念。時到今日，更多的企業家還沒有熟練掌握這一“會話”的本領，在說完“企業社會責任”一詞以后便開始舌頭僵硬。雖然誰都知道，產出合格產品，照章納稅，是企業的基本責任，再加上做一些公益慈善，就是社會責任了。
　　而“生產合格產品”也并非容易的事，盡管它只是企業的法律責任。在南方周末近日于成都舉辦的首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上，“三聚氰胺”一詞被與會企業家們多次提起。誰都希望這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探底”性的事件，因為再向下的空間是不可設想的。
　　德魯克的社會責任理論把企業責任分為消極責任和積極責任。你破壞了自然生態，制造了空氣及水污染，帶來了噪聲及交通堵塞，這是你的組織行為的直接影響，無論是有意造成還是無意造成，企業都應該對消除或減少這些影響負責——并不是因為它是一項社會責任，通常也是法律責任。不能履行這部分責任，企業就應該失去生存之道。
　　提高效率，降低能耗，這一重大的社會責任，在中國目前的某種觀念里，往往只是企業內部的經濟責任。你的生產效率低下，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數十倍，也許你的生產行為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范圍，能找到暫時的合理性，但按“善行地球”和可持續的社會責任理論，終歸是“不負責任”的。
　　來自法國必維國際檢驗集團的張萬澤先生在年會的演講中說，對腐敗問題的應對，也涉及企業的社會責任。雖然一般來說，這應該納入遵守法律的“較低級責任綱領”，但考慮到我國目前的法治和管理水平，企業很容易陷入灰色地帶，國外的一些企業把在本國會受到嚴厲制裁根本不會考慮去碰的行為，也入鄉隨俗帶到了中國，所以，拒絕腐敗就成為“相當高標”的企業責任了。
　　善待員工作為的社會責任，目前已經有共識。假如你不給員工買保險，到員工失去工作能力以后，他就成為社會負擔；假如你不給員工合法的休息和加班補償，假如你因為不負責任的組織而傷害了員工的健康，這也是讓員工和社會為企業超額負責了。這方面中國企業的路子走得搖搖晃晃，但到目前看來，開始走上一條上行線。
　　積極社會責任包括企業出于道德良知而自覺承擔社會問題的責任。例如企業的慈善捐助行為。2008年中國企業因對地震災區的慷慨捐贈而被稱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元年”。的確，這是一次企業社會責任的檢閱和提升。但德魯克也說了，善意并非總是意味著你承擔了社會責任。他指的是，企業“盲從”某些社會責任的“壓力”，會影響完成其主要的任務和使命。
　　實際情況是，當公眾對企業產生某種道德責任期待的時候，甚或政府發出號召提出要求的時候，企業可能會因為感覺到壓力而“盲從”。而企業也可能把捐助作為一種指望“收獲美譽”的投資。他們把錢投出去，媒體一報道，就已經“收回投資”了，不對其后的使用途徑和效率負責。當官方媒體報道七成捐款進入了財政賬戶，也并沒有見到一家貢獻了大筆捐款的企業發出過相關質詢。與此同時，卻有一位企業家因為提醒員工量力而行不要屈從于道德壓力，企業和企業家本人都受到來自公眾輿論的“壓力”。
　　中國企業在不到三十年時間，已經由小到大，由草創而“成型”。一些上市企業在2005年前后，已經開始編制社會責任年度報告。在這個曾經上學就會背誦“自從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沾滿了骯臟的鮮血！”和“只要有百分之兩百的利潤，資本家就敢于鋌而走險”的“資本定律”的國度，企業和企業家正在獲得越來越正面的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也正在走向成熟。
　　如果一切發展順利，或許可以說，到今天為止，未來中國社會的大企業家隊伍雛形已經基本排列到位，像劉永好先生那樣的奇跡，作為一種平民理想，已經成為永遠的神話。這次年會論壇上南方周末總編輯向熹先生引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介紹，美國富豪里最富有的25個人的一個共同點是，都是在1830－1845年這15年中間出生的，在那個大開發時期，他們進入了鐵路、電力、建筑和交通等重要行業，運行至今。再過一百年，今天中國的哪些企業還在為這個社會承擔著最為人稱道的責任？這種猜想只能由未來的歷史去回答。但可以確信的是，從長遠看，只有真正理解并且正確實踐社會責任的企業，才會擁有長遠的未來。
　　讓我們記住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描述：做一個有道德標準、遵守法律和國際準則、反對腐敗的企業；做一個對人負責、實施員工發展計劃、反對歧視和不公平的企業；做一個保護環境、使用清潔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的企業；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企業。
　　注：本文部分資料引自南方周末首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年會的嘉賓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