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司法變形記：“沒有更獨立，也沒有更不獨立”

政治對司法的影響，究竟在臺灣有著怎樣的流變？這背后又是怎樣的角力？

2009年9月11日，前“總統”陳水扁被判無期徒刑，很多人把它看作臺灣司法的勝利。

毫無疑問，相比較60年前的臺灣，這是勝利。從蔣介石，到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還有現在的馬英九，臺灣的司法在廢墟上一步步搭建。從公開審判“美麗島”案犯，到“司法改革紅衛兵”謝啟大等推動司法獨立，一直到臺灣廢除刑法第100條，及至民進黨人陳水扁當上“總統”，臺灣的司法一直蹣跚向前。“臺灣司法的自主性與民主化是同步發展的。”臺灣時事評論員江岷欽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是，“掌握權力的人永遠都想把自己的權力變得更大”。堅持了一輩子司法原則的“釘子”檢察官李子春，卻只能在花蓮18年默默地做著公訴檢察官。

政治對司法的影響，究竟在臺灣有著怎樣的流變？這背后又是怎樣的角力？

一審宣判后，陳水扁首次公開露面。 　圖/CFP

90％被“官說”

1984年，“釘子”檢察官李子春進入蔣經國時代的司法界。一個盜采砂石的案件，讓他感覺“政治的影響力無處不在”。

那時臺灣正大搞建設，砂石是很重要的資產，利潤高昂。在李子春任職的云林，砂石生意基本上被黑道、民意代表以及官員把持。逐漸地，李子春也意識到情況很嚴重。

一個天還沒亮的早上，李子春找了兩副手銬，直接把涉及盜取砂石的老板帶回來審問。不過，“官說”立即就到了，都是有頭有臉的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打招呼，要求李子春“放一馬”。

李子春直接與上級“首長”吵起來。“他們不希望我辦，我堅持要辦，最后還是辦了。”只不過，其中一個案子一審判有罪，二審就判無罪。當時的司法系統是，兩三次“官說”你不成功，他就放棄你這個人。“你這邊官說不成功，他就官說別的地方，他們相信90％的人可以影響到。”他說。

不聽招呼的李子春后來被調到了南投。再后來，他又去臺中、桃園、花蓮任職，其中大多數是“被調動”。

與李子春有類似境遇的，還有桃園地檢署的檢察官高新武。當時桃園“雛妓”現象嚴重，一些原住民小女孩被賣做妓女，但是幕后卻涉及警察和高官。一次高新武收到一個“雛妓”的求救信，就動用外地警察連夜把女孩找出來，還把案犯帶了回來。不過，等他第二天再來上班時犯人已經被“官說”給放掉了。

在當時的司法環境下，如此多的“官說”本不足為怪。“當時政治干預司法毋庸置疑，鋪天蓋地。”臺灣資深時事評論員江岷欽對本報記者說。

到了蔣經國時代，民主化已經有了萌芽跡象。蔣經國在晚年允許民進黨組黨，開放黨禁報禁，“最典型的就是美麗島大審判，他允許施明德、黃信介、呂秀蓮等，可以公開接受審判，這也讓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因為擔任辯護律師而名聲大噪”。江岷欽認為，在這個事件上，蔣經國擯棄了蔣介石對異議分子處以重刑的態度，“至少在這樣一個司法樣板上做出了最大讓步”。

“上上級事件”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前后，臺灣解嚴，民主改革運動風起云涌，臺灣司法正式邁出獨立的第一步。1989年發生的“吳蘇案”，即是標志性事件。

當時“司法院”第四廳廳長叫吳天惠，他的夫人蘇岡是律師。他們夫婦二人常常合作攬案子。每次蘇岡攬案子就跟人家講：我先生是“司法院”廳長。吳天惠很多時候也打電話跟法官和檢察官說：我是“司法院”第四廳的吳廳長，承辦這個案子的蘇律師是我太太，我想幫她請個假。

剛好當時新竹有一個變更土地性質的案子，當事人涉嫌違法，他的辯護律師就是蘇岡。蘇岡為了侵吞從當事人騙來70萬里的40萬，送給那個檢察官30萬，希望他不上訴，但遭到直接拒絕。蘇岡一氣之下說：我倒不相信還有不收錢的檢察官。“這下把這個檢察官惹毛了，他回來就告訴了當時在新竹地檢署的老大哥高新武檢察官。”謝啟大當時正在新竹地方法院任職，對當時的情形記得很清楚。

高檢察官聽到這個事情很生氣，就向檢察長說，“我要辦他們”。檢察長很害怕，但是還沒等案件被移轉其他聽話的檢察官手上，“高新武就去臺北抓人了”，那天正好是1月11日“司法節”。被帶回來的吳天惠夫婦當然不承認犯罪，但筆錄一做就立案了。

謝啟大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雖然那時臺灣的司法被控制的情況不算嚴重，但是老百姓覺得臺灣司法“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這次沒想到，在新竹的幾個檢察官主動把司法界的貪官抓了，所以在臺灣引起很大轟動”。“吳蘇案”第一次說明檢察官是可以“憑良心辦案的”。

但在辦完這個案子之后，高新武很清楚，他在檢察系統已經不可能有獨立辦案的空間了，但他已經把司法改革的種子撒下，便沒有遺憾地辭職了。辭職前他對謝啟大說，“現在就要培養司法人員敢于對政治說不，否則將來誰上臺就聽誰的，司法豈不成了政治迫害的工具了嗎？”

下一個敢于對政治說不的就是李子春。初掌政權的李登輝很喜歡打高爾夫球，所以臺灣各地興起建高爾夫球場熱潮。在桃園建的一個高爾夫球場就出現了違法的事。在那個案子中，李子春發現“法務部長”肖天贊涉及“官說”，就幫助偵辦案件的檢察官把這件事調查清楚，令肖天贊被迫辭職。

在江岷欽看來，“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司法比蔣經國更進一步，他廢除了刑法第100條，臺灣從此也不再有政治犯”。

不過，謝啟大覺得那時李登輝是逐漸想干預司法的。當李登輝政權穩固后，就有了“上上級風波”。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臺中有一個財團大佬楊天生的兒子楊文欣想選省議會副主席，李登輝以黨主席的名義勸退了他。但是楊文欣臨時變卦，最后還是選上了。此事讓李登輝很生氣，他通過司法部門的上層告訴檢察長找理由收押楊天生。這個檢察長如實轉告檢察官，“上上級打電話了，你看著辦吧”。

這個檢察官，就是現在正在偵辦陳水扁的特偵組檢察官吳文忠，當年他跟隨謝啟大和高新武做實習法官。“吳文忠把這個事情公布于媒體表示拒絕，并說到底要不要收押是我們檢察官視案情的需要，不是上級告訴我們這個案子不準結。”謝啟大對本報記者說，這個案子說明司法界的新生代已經成長，他們敢于對政治說“不”。

正是涌現出的一批批敢于“憑良心辦案”的檢察官，讓臺灣司法正式走入獨立進程，即便這進程充滿挑戰。

以輕明重

司法獨立遭遇的最大挑戰，即是臺灣行政權力掌管者對本身權力的極盡維護。

在“第一高爾夫球場案”中，因為要求檢察長出庭作證來對抗“法務部長”，李子春主動要求調到花蓮地檢署。“我去花蓮之后再也沒離開，因為很簡單，再也沒人敢要我。”李子春說。

在花蓮李子春退休。這期間，“被安排”當公訴檢察官的李子春無法辦案。直到2003年，李子春因傳喚“總統”陳水扁再次走入公眾視野。

那年花蓮縣長補選，民進黨候選人游盈隆對花蓮地區的原住民酋長承諾“特別津貼”，因為酋長對自己部落選民的投票意向影響巨大，所以就產生了通過政策“賄選”的嫌疑。

李子春后來查了很多學術上的資料，發覺這個做法叫做“政策買票”。李子春覺得很奇怪，“候選人用自己口袋里的錢是賄選，從國家口袋里拿錢為什么不算呢？”當時他就決定將陳水扁傳來作證，此事一下子成為媒體追逐熱點。

“這叫以輕明重。”李子春認為，“小警察貪污要關，總統貪污當然要關。”“不過，事實上，這個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所有人都覺得我的起訴是合法的。”李子春說。

相對獨立

“在陳水扁執政時期，臺灣民主化運動相對成熟，尤以2006年百萬紅衫軍上街頭游行為標志。”臺灣時事評論員江岷欽覺得，這說明臺灣走入了一個民主相對成熟的階段。

但是，與相對成熟的民主制度相伴的，未必是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司法官個人的政治傾向、重要司法職位的人事安排，都似乎仍在左右臺灣的司法。

國民黨在臺灣經營五十多年，大部分的行政系統都是國民黨的人，所以陳水扁任內大批換人，希望營造自己的私人勢力，以逐漸控制司法。馬英九上臺一年多，他對司法的態度基本上是不干涉。“但他也有問題，他應該把陳水扁時代對司法系統有計劃、有問題的人事布局糾正過來，例如檢察總長和調查局的相關人員。”謝啟大認為。

此外，陳水扁弊案中上演的各種劇情，更讓人無法分辨臺灣司法的真實面目。先有“親綠”檢察官陳瑞仁起訴吳淑珍，又有偏綠的檢察官周占春無保釋放被羈押的陳水扁。

謝啟大后來聽說陳瑞仁查辦吳淑珍的內情。辦案時，陳瑞仁越查覺得越有問題，但是他不吭氣，只管搜集證據。“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跟陳水扁說起此事，陳水扁說“沒問題，讓他查。他是親我們的人，絕對沒事”。后來馬永成再次提醒陳水扁說，“不對哦，我看他越查越不對，最好小心一點”。等陳水扁反應過來的時候，陳瑞仁檢察官已經起訴了。但是，因為此事好幾個“司法首長”被調整，陳瑞仁檢察官也因此離開了偵查的工作。

謝啟大認為，“檢察官的政治立場雖然不同，但是在面對人民的利益方面是不分的。”

做了17年法制新聞的臺灣《中國時報》社會組主任王健圣覺得，法官都是一個平凡的“國民”，他們個人的認知有藍綠之分，在某些方面會影響對被審判者的觀感，這會出現量刑的差別。“這不是政治干預司法，這是他們每個人對政治的認知干預到了司法。”

“即便他們有不同的政治傾向，但現在沒人告訴他怎么判。”臺灣《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張景為說，早年的司法官常常頂著上層的壓力，他們自己的法律見解和價值判斷是被壓抑的。“如今社會的開放和民主的自由，讓司法官更能伸張自己的意志，不受外界的壓力。”

“臺灣無論哪個政治人物涉案，都認為受到政治迫害。陳水扁案子中也是一樣，民進黨雖然承認陳水扁涉案，但是一再懷疑司法的程序和正義。”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認為，從陳水扁案總體上看顯示了臺灣司法的公正與獨立，但這也是相對的。“比如對陳水扁夫婦判的是重刑，但對其子女判決顯然偏輕。”“司法獨立在民主社會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王建民說。

“從大的層面說臺灣司法是更獨立了，從人性角度講是更不獨立了。”李子春說，把所有因素加起來，它沒有更獨立，也沒有更不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