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緣出發，走向邊緣——致大江健三郎先生

作家書信

邊緣是陌生化。何謂陌生化？那是對于一切習以為常的，理所當然的，殷殷發出了否定之呼叫。邊緣是他者，是不認同。邊緣既是差異，也是多樣性。

一期一會，能與大江健三郎先生和莫言，同時坐在這里對話，這是不可思議的。

但凡大江的讀者都知道，大江在小說之外（比小說更啟發我的是大江評論、大江隨筆），在不寫小說的時候，作為公民、作為知識分子的大江，從三十歲前后至今四十多年了，始終盯住沒松過手的一個課題是，日本戰后的民主主義和憲法。大江的《廣島札記》、《沖繩札記》以及成立“憲法九條會”，都是環繞這個課題一再發聲和行動的。這種小說之外諸多的社會參與，如牛頭犬般咬住了就不放的死勁，回轉來成了大江小說無可取代的力道之所在。

我是很晚才從大江的諾貝爾獎演講中知道，戰后日本新憲法的核心，是放棄戰爭的誓言（憲法第九條）。我一直以為，禁止日本擁有軍事武力乃因為它戰敗理當接受的國際制裁。不是，那不是國際制裁，那是誓言。

如果把這誓言從憲法中刪去，在這篇《我在曖昧的日本》（不是川端康成〈《我在美麗的日本》?。┮晃闹?，大江說：“無疑將是對亞洲和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在這之后，還會接二連三地出現何種殘忍的全新背叛呢？身為小說家，我不得不如此想象。&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