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謂左右之爭 服從正義常識
左右之爭的爭論重點,以前在于是開放還是保守。而眼下的爭論已經不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爭論升級到了是要真正的改革開放還是借改革旗號謀求部門利益和集團利益的問題。于是這些問題的爭論趨于復雜和混沌。
左右之爭的爭論重點,以前在于是開放還是保守。而眼下的爭論已經不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爭論升級到了是要真正的改革開放還是借改革旗號謀求部門利益和集團利益的問題。于是這些問題的爭論趨于復雜和混沌。
中國的左右之爭可能被很多人看作中西之爭。我在多個場合說過,在中國完全學習西方是不現實的。當然這也帶來一個新問題,缺少參照的話,內生出一個自 有的發展路徑也是很困難的。從學理上來說,我們現在追求的價值已經絕非鴉片戰爭之后純粹學習西方的那套。而是說我們已經通過簽署一系列聯合國文件公約來做 出對人類公認的文明準則的認可。如果還依循舊有思維,簡單地認為那是西方的東西,顯然不恰當。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界已經有自己的看法,已經從單純地學 習西方,或者比較中西文化優劣,轉向到對一些公認的文明準則,是頑固抗拒還是順應認可。我們已經做出莊嚴承諾,不該口是心非,應該逐漸落實。我想這么提更 符合事情的本來面目。
去年開始出現膨脹的民族主義狂熱,包括沖擊家樂福事件。這與很多人的既有判斷相左——他們認為部分青少年對國家政治極為冷漠。其實對政治的冷漠可以 做些解讀。我們的國家遠沒有到生活安穩富足到可以不關心政治的地步。但是因為現實參與的話語空間太狹窄——其實大家都知道國家發展和個人命運是休戚相關 的。暫時性地沒有表達空間,自然表現得很冷漠。但是有時候一個空間突然打開之后,可能就會有爆發式地發作。這可能就是偏激的民族主義在里面作祟。我們可以 仔細觀察整個民族主義情緒自發端到高潮的整個過程,其實就是尋求一種表達,尋求被關注,但是結果是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表現出來。
中國社會尚處轉型時期,社會發展的高風險依然存在。局部的官民沖突難以避免,利益之爭也引發了部分地方民粹意識的抬頭。而官民之間可能依舊延續著以 中國暴力崇拜的傳統,誰也不能被說服——最近知識界有人談及民粹主義是將來最大的危險,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擔憂言過其實。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可能就像 充滿高壓的容器,我們警惕民粹的抬頭是對的,但是要說在短期內民粹主義引發極大危險是不可能有的。知識界的憂慮有些過頭了。高壓態勢之下,民粹主義的抬頭 不可能引發太大變化。而這一點上,我認為政府也在表現出一些變化——能夠實事求是地看待百姓訴求。很多地方政府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沒有進一步制造尖銳對立, 而是順應民意作出讓步,這是過往不可想見的。再例如今年備受矚目的鄧玉嬌案,當地政府就做出了順應民意之舉,而其中的左右力量的介入也值得咂摸。像很多學 者在對鄧玉嬌案的討論中,談到左右罕見地達成共識。我覺得不應該如此表述。左右爭論僅僅與學者的學理立場有關。其實中國絕大多數人是不管左右的那套知識分 子理論的。我們應該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拋開左右,來談論一般人的正義感。我們對于社會正義的理解和對日常生活的常識認知,會促成我們形成基本判斷。鄧玉 嬌案絕不代表左右達成共識。而是正義的呼聲和理性的力量占據上風。沒有任何一個人會以左右立場的消解來推動一件事情。我一直強調基本常識和基本道德感的作 用。我們必須服膺于內心常識。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跡象,就是左右兩派在某些維權事件上找到一種共識。鄧玉嬌案沒有說明這一點,因為大家在參與的時候沒有帶著強烈的左右意識。有些人 本來有些觀點和西方新左派的觀點是相同的,但是他們在很多涉及到民眾維權的公共事件中,很多作為是得到自由主義者的激賞的。我覺得一個好的現象就是新左派 中出現一個新的群體——就是能夠真心誠意地堅持左派立場,并在公共事務中作出貢獻。 我對這些真誠的新左派表示贊佩。這也說明我們是能夠拋卻所謂的左右之爭,回歸到基本的良知判斷和責任感的。其實很多事情的是非曲折沒有那么復雜,我們該怎 么走就該怎么做。一般人的道德自覺能夠幫自己做出選擇。這個不能說什么共識達成,應該是每個人內心的真誠表現出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