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身在其中的歷史

在現今的中國,黨史和民國史是普及性最廣的兩門學科,黨史，更是如此，一般的老百姓都能說出個子丑寅卯。黨史正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歷史。

可是60年前并不是這樣,國統區的廣大人民因為歷史和國民黨反共宣傳等原因，對中共普遍不了解，他們對中共的認知就集中在“朱毛”，再加上一個周恩 來，而對于劉少奇、任弼時等名字，則一片茫然。因而南下的解放軍，都是在“解放區的天”的歌聲中，以朱、毛巨幅畫像為前導開進城鎮的。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的畫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中央，向人民進行有關黨的歷史的教育成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1951年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 年》成為最具權威性和規范性的，向全國人民進行黨的歷史知識教育的簡明教材，細節則由電影、戲劇、歌曲、歌舞、美術和中小學語文課本等來提供。在這以后， 萬里長征、楊靖宇、狼牙山五壯士、鐵道游擊隊、劉胡蘭、董存瑞、少劍波和楊子榮等，進入了千家萬戶。

1950-60年代初，有兩套大型革命回憶錄影響巨大：《紅旗飄飄》和《星火燎原》。那個年代的黨史作品，很少談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而多講艱苦、 奮斗、團結和犧牲，自有其感人的力量。和它們的主題類似的還有陶承的《我的一家》和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1959年，夏衍將《我的一家》改編為電影 《革命家庭》，成為反映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經典作品。

1960年代初中期，在對形勢判斷及政策制定等方面，黨內高層出現分歧，黨史作品轉而突出領袖和“兩條路線斗爭”，到了“文革”，走向頂點，所謂“ 揭老底”、“剝畫皮”，充滿大量謊言和歪曲，及至全民普及“兩條路線斗爭史”，人人都要口誅筆伐，最終使得這類作品失去了任何科學性，成為任人打扮的婢 女。

出現重大轉折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帶動黨史恢復真相，“實事求是”的口號,為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間和可能性,從而有了 學術意義上的研究的起步。1981年的《歷史決議》仍然由胡喬木主筆，它的意義主要在政治方面，也對1980年代后的黨史研究起了推動和導引作用。

李新、胡華、廖蓋隆、龔育之，當然還有胡繩，他們既是官員，也是學者，對作為一門學科的黨史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這門學科有其特殊性，它不 同于古代史，也不同于外國史，它有著政治教育的屬性，同時也是歷史學的一部分，兩者的分寸如何拿捏，確是一難題。建國初，面對剛進入新社會的原國統區的廣 大人民，只須進行一些社會發展規律方面的線條性的解釋就可以了，但是在最近三十年，提高黨史研究的學術性則成為不能回避的問題，因為受過較好教育、接觸了 開放信息的幾代人已成長起來了。

近十多年來，有關黨史或與黨史相關的學科的研究都有進展，出版了一些檔案集、文件集、資料集，還有幾本重要的資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國以來毛澤東 文稿》、《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等。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建國后部分），也使用了較豐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外交部和 一些地方的檔案館已開放了一部分檔案供研究者使用，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有關二十世紀的革命、內戰、建國后的歷史，都有研究論著問世，其中有一些是高質 量的，得到學界和社會的重視和好評。除此而外，大量個人回憶錄的出版，提供了個性化的歷史場景，糾正了以往的單線條的教科書化的歷史認識觀。

1950-70年代，在臺灣講中國近代史，一般只講到北伐成功，最多講到抗戰勝利，以后就不講了，因為國民黨最后兵敗大陸，退守臺島，老師們不知如 何講。而中共是勝利者，大陸六十年的進步，特別是最近三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人們的自信心自然隨之提高。我相信在未來的歲月里，黨史或民國史研究的學術性 將會增加或擴大?，F在的人們，和過往歷史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利益和情感糾葛，而新一代的態度會更超越、更開放、更平和、更從容。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也將會 吸引更多的中外學人對之進行研究，黨史也不再是狹義上的政策演變史或上層史，而更多和國史融匯在一起，人們將會以新的眼光關注共和國的人民史、生活史、社 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