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衛可可西里

原載于2000年8月3日南方周末

今年6月下旬,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巡山隊員因油料不足被困月亮湖畔,但未向在同一區域執行同一任務的野牦牛隊求援。

原因何在?

關于野牦牛隊將被解散的傳聞是真是假?美麗的可可西里是否面臨著新的困境?

7月,本報記者趕赴西寧、格爾木和可可西里,試圖尋找其中的答案。

“目前我們的困難主要在于經費。”2000年7月9日,在青海的格爾木,梁銀權對記者說。

梁銀權,今年48歲,青海省治多縣西部工委副書記,著名的可可西里反偷獵隊伍野牦牛隊的第三任負責人。他的前兩任,極具個人魅力的索南達杰和扎巴多杰,均已早逝。

7月30日,在西寧,記者再一次見到剛從北京回來的梁銀權,他從國家林業總局領回電臺、衛星定位儀等一批野牦牛隊急需的器材。此外,梁銀權說,他們還得到一筆7萬元的現金捐贈。

但梁銀權依然是愁眉不展。

誰都知道,野牦牛隊的困境絕不是經費困難這么簡單。

從去年,甚至從更早的時候起,關于西部工委要撤銷、野牦牛隊要解散的傳聞就沒有斷過。梁銀權和他的隊員們,一直活在這種傳聞的陰影之下,似乎無法把握這支隊伍的命運。

曾經被譽為“可可西里保護神”的野牦牛隊何以到了今天這樣的處境? 7月,本報記者趕赴西寧、格爾木、可可西里,試圖尋找其中的答案。

“先天不足”的野牦牛隊

沿青藏公路西行,翻越海拔4700多米的昆侖山口后,雪山夾峙的高原開始浮出一層淺淺的綠色。雪山融水滋潤了位于昆侖山和唐古拉山、阿爾金山之間的廣闊高原,它就是著名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被認為是世界上除南北極外最大的一片無人區,這片無人區曾是藏羚羊、藏野驢、野馬、野牦牛等珍稀野生動物的樂園。

無人區最大的威脅恰好就是人類。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5~6萬人進入可可西里淘金,他們不但挖翻了河床,還大量挖掘植被作燃料,獵殺野生動物作食物,對當地生態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破壞。90年代以來,藏羚羊絨紡織制品“沙圖什”在西方的走俏,更使每年至少2•5萬只藏羚羊遭到獵殺,可可西里一度成了藏羚羊等野生動物的屠場。

1992年,青海省治多縣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員會,它的目的是“保護和開發可可西里的資源”,治多縣委副書記索南達杰任第一任書記。據稱,因為黨的派出機構工作范圍有限,比如說,沒有執法權,當時索南達杰曾謀求成立一個行政常設機構,玉樹州沒有批準。但這樣的權宜之計恰好為日后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隊”行政地位的不確定性埋下了伏筆。

索南達杰在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多次進入可可西里,寫出了關于可可西里資源、生態狀況的詳盡調查報告,并把盜獵分子和非法采金者趕出可可西里。1994年1月18日,他在可可西里太陽湖畔遭到盜獵分子圍攻,中彈犧牲。

接替索南達杰任西部工委書記的是扎巴多杰。為了加強反偷獵的力量,1995年,扎巴多杰組建了一支武裝反偷獵隊伍,并把它命名為“野牦牛隊”。野牦牛隊當時共有64人,是一支成分龐雜的隊伍,除少數是治多縣的機關干部外,大部分是從社會上招募的退伍軍人和待業青年,甚至有被感化的前盜獵分子。

這支隊伍很快就成了可可西里反盜獵的主力軍。據統計,從1992年至1999年,青海省有關部門共破獲非法盜獵藏羚羊案件114起,收繳被獵殺的藏羚羊皮15243張。而據梁銀權介紹,野牦牛隊成立至今,已破獲盜獵案件60余起,查獲藏羚羊皮近9000張。

野牦牛隊所取得的反盜獵成績為世人所矚目,也引起了國內外新聞媒體、環保組織、環保主義者的注意。在相當多人的心目中,野牦牛隊成了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保護神,成了環保主義的一面旗幟。

但就在野牦牛隊的名氣越來越大的時候,它的概念和面目卻有點模糊起來。本來,它應該是治多縣委派出機構西部工委下屬的一支反偷獵隊伍。為了讓西部工委在反盜獵時有執法權,西部工委又下設了一個林業派出所,配有5名干警。但很快,野牦牛隊成了涵蓋西部工委、林業派出所的整體概念,因此而被一些人認為是個民間組織。

野牦牛隊的領導和隊員從不認為自己的隊伍是民間組織,但他們的行為方式,又帶著很強的非官方色彩,他們似乎克服了許多官方執法機構所具有的推諉、低效的弊病。

為什么會這樣?一位熟知內情的人士稱,一方面是他們繼承了索南達杰和扎巴多杰身上所具有的個人英雄主義精神、對反盜獵的狂熱和使命感;另一方面,野牦牛隊中的主體是臨時工(有編制的正式干部只有8人),梁銀權說:“全是正式工能這么好管理?說上哪就是哪?”

但也有人因此對野牦牛隊執法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青海省野生動植物保護的主管部門,省野生動植物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鄭杰說:“怎么能讓一個臨時工穿著警服,扛著槍去執法呢?”記者在可可西里和格爾木采訪時,確實見到野牦牛隊不少隊員都身著警服。一名隊員告訴記者,他的警服是從親戚那里借來的。“你不穿警服,盜獵分子就不會怕你。”他對記者說。

“正規軍”和“游擊隊”

如果說野牦牛隊本身的地位和角色有些尷尬的話,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成立則加劇了這種尷尬。

在1997年10月以前,從行政區劃上講,可可西里主要是治多縣的轄區,所以,治多縣成立了西部工委來管轄這一地區。1997年底,國務院批準成立了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同時成立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處級單位,業務由省林業局指導,行政上由玉樹州領導),把可可西里劃入自然保護區管理。當時不少人認為,管理局會在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隊的基礎上成立,或在成立時把他們吸收過來,因為長期以來是他們在從事可可西里的保護與管理工作,而這樣也正好可以解決它的行政地位問題。據稱,當時的西部工委書記扎巴多杰一直在推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成立。

但玉樹州另外成立了管理局,任命曾任曲麻萊縣副縣長的才尕為局長。

于是可可西里出現了兩支執法隊伍并存的狀況。相對于保護區管理局名正言順的“正規軍”,野牦牛隊成了一支地位尷尬的“游擊隊”。而由于這支“游擊隊”在反盜獵方面的活躍與主動,呈現出一種“喧賓奪主”的情勢。有關人士分析,這種情勢最容易引起“正規軍”的不滿和不安。

對此,梁銀權指著一幅青海省地圖對記者說:“他們劃自然保護區時,連卓乃湖和太陽湖(藏羚羊夏季產羔地)都沒有劃進去。”他認為,他們有繼續在這片土地上執法的權力和義務。

1999年8月30日,玉樹州召開會議,協調西部工委和管理局的關系,并形成了一個“會議紀要”:撤銷治多、曲麻萊縣西部工委,其業務歸并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兩縣西部工委在編人員(不包括科級及其以上領導干部)原則上一并歸入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可實行雙向原則,現有臨時工同時歸管理局,可視工作需要逐步精減;兩縣西部工委林業派出所由兩縣撤回,同時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林業派出所;鑒于治多縣西部工委野牦牛隊的名稱在國內外的影響,為了便于工作,保護區管理局在開展工作時仍然保留“野牦牛隊”的名稱。

會議沒有野牦牛隊的人員參加,當時,他們正在可可西里腹地巡山,是從一名隨隊記者的衛星電話里獲得了西部工委要撤銷的消息。據稱,當時野牦牛隊所有隊員都哭了。

但這份決議并沒有得到執行,直到現在,野牦牛隊和管理局的隊伍仍同時在可可西里活動。

兩支隊伍的裂痕

有關方面和野牦牛隊、保護區管理局都曾設法解決“兩支隊伍”的問題,但都沒有取得好的效果。倒是兩隊隊員之間的矛盾和磨擦經常發生。管理局人員稱,他們設在五道梁和不凍泉的保護站多次受到“野牦牛隊”隊員的騷擾。今年春節前,還發生了野牦牛隊隊員和管理局人員集體斗毆的事件。

發生在今年6月份的保護區管理局巡山隊員被困事件則公開向外界暴露了兩支隊伍的矛盾。

6月20日左右,有多家媒體報道,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巡山隊員在可可西里腹地月亮湖畔因油料不足受困。

但有人對巡山隊員被困的真實性提出懷疑,理由是就在6月19日,野牦牛隊的巡山隊員還遇上了他們,如果管理局巡山隊員真是被困,為何不向野牦牛隊求救?

對此,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才尕解釋說,管理局巡山隊員當時不是完全沒有油了,而是油不夠巡山之用。管理局方面的人稱,這跟“野牦牛隊”關系不和有關。

與而野牦牛隊的人則嘲笑,這是管理局成立3年來第一次深入可可西里巡山。

一般來說,在荒無人煙的可可西里腹地,能碰到一個人都是件令人驚喜的事。而這兩支執行同樣任務的隊伍,在這樣的地方相遇,竟然形同陌路,裂痕之深令人難以想象。

矛盾還不是最重要的,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才尕認為,兩支隊伍并存,多頭管理,不利于可可西里的保護。他舉例說:按國家林業局和青海省的規定,可可西里從2000年起全面封禁,禁止一切濫挖、濫采行為,但可可西里的一些湖上現在還有人撈鹵蟲(一種蛹化物,是養殖對蝦的飼料,每噸干鹵蟲可賣30萬元左右),他們是經治多縣西部工委批準的,過去,西部工委還發放采金證批準人進去采金。

在他看來,這些問題都是多頭管理所帶來的。所以,才尕認為,可可西里兩支執法隊伍并存的情況不應該繼續下去:“多頭管理不合適。”“治多縣、曲麻萊縣西部工委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了,收回是應該的。”“野牦牛隊不應該以民間組織的形式出現,應該形成合力。”他所說的“形成合力”,就是指野牦牛隊與管理局合并。他甚至提出,為了合并,可以在合并后“一隊兩制”。

但梁銀權不這樣認為,他說,兩支隊伍并存對保護藏羚羊是有好處的,“可以競爭嘛!”他甚至提出這樣的想法:“兩支隊伍可以輪流巡山,你上半個月我下半個月。”

現在回頭看來,兩支隊伍問題的出現始于成立保護區管理局時沒有解決好野牦牛隊的歸宿問題。為什么當初沒有在西部工委基礎上成立管理局或成立管理局時把它吸收進來呢?

青海省野生動植物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鄭杰說,吸不吸收當時主要是由玉樹州定的,“西部工委是治多縣的派出機構,不是說吸收就吸收的,吸收過來要縣上同意,還要有編制。”

如果他們解散了……

梁銀權承認,今年西部工委仍批準了一些人到可可西里撈鹵蟲,并收取了資源費,大約每個湖2~5萬元,總共十幾萬,“我們嚴格控制人數,而且派專人監督。”

但才尕說,如果沒有野牦牛隊的人跟著,他會把那些撈鹵蟲的人趕出去,他認為在可可西里不應該有任何生產經營活動。他說,可可西里的生態環境太脆弱,一旦被破壞就難以恢復,最好的保護辦法應該是實行全封閉管理。

收取資源費,讓人進入可可西里淘金和撈鹵蟲,并不是野牦牛隊所受到的惟一指責,另一個更厲害的指責是說,野牦牛隊將從盜獵分子那里收繳的藏羚羊皮拿去出售,破獲案件后不將盜獵分子和贓物如數移交司法機關,存在著以罰代法的現象。

相對于野牦牛隊,才尕用來反駁幾年來“管理局沒搞什么工作”一說的理由之一就是,“我們沒有賣過一張羊皮,沒有開過一個礦,沒有賣過一個動物活體”。

而對野牦牛隊的指責并非空穴來風。梁銀權承認,批準人淘金和撈鹵蟲的事都發生過,現在淘金已停止了;出售藏羚羊皮的事情也發生過。但他強調,這些做法都是在“野牦牛隊”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為了補貼巡山費用采取的不得已的做法,而且正在糾正過程中。他說,西部工委每年開支需80萬元左右,但它的上級治多縣只能撥款28萬元左右,其余的開支,主要是巡山費用,都要另行籌集。

相比較之下,“正規軍”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資金就要充足得多。據鄭杰說,從今年開始,國家每年將在可可西里保護區投資400萬,加上省里的配套資金,近三年投資將達到2000萬左右。

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才尕則認為,他們和西部工委對可可西里的保護有觀念上的分歧,他認為,對可可西里只能保護,而不能索取任何利益,而西部工委的人認為可以以開發來促保護。

其實誰都清楚,對于野牦牛隊來說,存在著這樣一個悖論:如果他們要行動,要巡山,就得籌集到經費,而它的行政地位注定它不可能獲得充足的經費,于是就可能被迫采取撈鹵蟲、賣皮子等辦法;而如果不采取這些辦法,沒有經費,就不能巡山反盜獵,這樣,他們就更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為他們在反盜獵方面取得的成績是他們存在的最大理由。

長而蓬亂的頭發,被高原的陽光曬得黝黑的皮膚,穿著不合身的警服或便服————大部分野牦牛隊隊員都是這個樣子,仿佛是一群遠離文明,浪跡天涯的吉普賽人。

最多的時候,這支隊伍共有64個人,扎巴多杰書記死后,一些人走了,現在,整個野牦牛隊只剩下32個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臨時工,每個月領260元的工資,這樣的收入在格爾木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據權威人士透露,野牦牛隊與可可西里保護區管理局合并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合并的方案可能是管理局只吸收西部工委的6名在編干部。

而作為野牦牛隊主體的20多名臨時工,將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他們在為可可西里,為藏羚羊奮斗了幾年之后,可能要一無所有地離開。而在此之前,轉正可能是他們賣力工作的最現實動力。

給他們的曾做的工作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或者盡可能地作一些善后安置,那是其次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沒有了他們,野牦牛隊所具有的活躍、高效、不怕死、不怕苦、對保護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狂熱,會不會不復存在?那樣的話,即使“野牦牛隊”的牌子還掛在那里,或都換了一個地方掛,它的靈魂還在嗎?就像梁銀權說的,“誰來保護可可西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沒有了這支隊伍,可可西里和藏羚羊會怎樣?如何使可可西里的保護力度不會減弱?如何才能在規范管理的同時盡可能地避免效率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