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打工農民的死亡樣本

原載于2005年1月13日南方周末

一起出門打工的老鄉病死了,為了給他的家人一個交代,湖南老漢李紹為背著尸體,上火車、趕公交,輾轉千里返鄉,直到在廣州火車站被警察發現,這驚世駭俗的一幕,才得以終止。

事情發生后，外界有的說老漢愚昧，有的夸他忠厚俠義，有人被他感動而落淚，有人一聽“就渾身起雞皮疙瘩”。左家兵因何而死,李紹為為什么千里背尸?本報記者歷時5天調查采訪,力圖還原事件的全過程,以呈現背尸行動背后的行為邏輯和行為環境。

這或許是一個讓人驚悚的新聞,但或許更是一個充滿著農民工辛酸血淚的故事,或許,它還是一次對社會和公眾道德良心的追問。

被騙打工

2004年11月27日,湖南省衡陽市雁峰區岳屏鎮福龍村。

上午10時,李紹為正在田里種油菜,村民李靈偉的老婆一路小跑來了,“快去我家接電話,找你的呀。”

電話是三塘鎮封其平打來的,“老李,去不去福建打工?挖電纜溝,輕輕松松的,一天有六七十塊錢,包吃住,還包車費呢。”

封其平是一個小包工頭,經常組織周圍的村民外出打工,李紹為一聽當時就心動了,“這個工待遇很好啊。”“我去我去。”李紹為連聲答應。11月份離過年還有3個月,正是出門打工的季節,盡管今年61歲了,但李紹為一餐能吃6兩米,兩肩能扛200斤,出門打工是常事。

放下電話,李紹為一溜煙跑到了左家兵家中,左是他的好朋友,因為目不識丁,左家兵出門打工總是算不清工錢,被人欺負,后來,他就只跟著能寫能算的李紹為出門了。

左家兵的老婆陸淑梅一聽,也樂壞了,“那我趕緊收拾行李,你回家等老左吧。”

10分鐘后,兩人就拎著一個旅行包、一個黃色編織袋上路了,包里裝著換洗衣服,袋里是兩床薄棉被,想到老板要包吃住、包車費,李紹為身上只帶了50元,左家兵揣了20元。

從村里到鎮上十多里路,搭乘摩托車要5元/人,兩人都舍不得這錢,于是步行1個小時,再搭鎮上1元/人的中巴車,趕到火車站。

在火車站大樹下等了20多分鐘,封其平和另一個包工頭譚躍兵帶著14個人過來了。“當時總覺得心里跳跳的,”李紹為后來告訴記者,“我從來沒去過福建,太遠了,又帶著老左,這個責任大哦。”在李紹為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這是第一次出省干活。

火車票買回來了,從衡陽到廣州的硬座,44元一張,到廣州之后,轉乘汽車至福建漳州,再轉車到龍巖市。在衡陽火車站候車時,他們碰到了幾個去廣州的打工仔,聽說李紹為他們去福建挖電纜溝,那幾人搖頭,“我們干過的,那個活不好,還拿不到錢。”這話在人群中引起騷動,李紹為準備打退堂鼓,封其平急了,“飯都吃了,票都買了,怎么又不想去?莫聽他們的雜言雜語,沒有六七十塊,我也保證一天有四五十塊錢。”封其平還把那幾個“散布謠言”的打工仔兇了一頓。

李紹為后來一直后悔,當時如果堅決一點,甚至咬咬牙把車費賠給包工頭,就沒有了后來的這場禍事,但當時想想,這么多人一起去,又是同鄉,應該不至于上當受騙。

但一到達工地李紹為就開始后悔了:“第一鋤頭挖下去,哇,都是石頭,根本挖不動,我就知道上當了。”工程的要求這時候也變了,“來之前說3元/米,深度不管,現在要求泥地挖80公分深,石頭挖50公分深。”

上工的第一天,每人分10米開挖,結果十多個小時下來,十多人的手,全都起泡了,手背也腫了,而最多的也只挖了8米。

“這個活沒法干了,”當天晚上,10位民工一起商量,決定派老鄭去和包工頭談判,“要么漲工資,要么我們都回家算了。”

協商的結果,包工頭只愿將價格漲到3.5元/米,“愿干就干,不干就走人。”

這時候,另一批19人的民工隊伍也到達工地,施工隊伍達到30多人,但從當天起,陸續有人離開,過了幾天,就只剩下了十多人。

李紹為也想回家,“活這么累,錢又少,寧愿自己掏錢也要回去啊。”可李紹為沒錢,他和左家兵一共才70元錢,除去路上的花費和買洗漱用品等開支,現在只剩40多元。

大約7天后,工地上已經只留下9人,都是身上沒有路費的,當天晚上,大伙聚在房里,悶悶不樂,李紹為越想越傷心,嚎啕大哭了一場。

禍起元旦

就在李紹為大哭的那天晚上,封其平、譚躍兵和劉國兵這三個包工頭之間,發生了一場爭執,事后來看,這場爭執決定了李紹為他們后來的命運。從工友們獲知的情況來看,當天晚上,封其平與譚躍兵租來了兩輛車,準備將剩下的人帶回湖南,但這一動議遭到了劉國兵的強烈反對。

事實上,他們三人都只是小包工頭,在他們之上是一個名叫江宣偉的大包工頭,如果小包工頭不能組織人馬,完成自己領下的工程任務,則大包工頭不會支付一分錢的工程費。

劉國兵不想虧本,他組織19個人來,現已全部走掉,車費和一路的食宿花掉了幾千元,把剩下的人抓牢,然后把工程做完,是他“扭虧為盈”的惟一辦法。

三個小包工頭是如何談判,又是如何達成協議的,外人不得而知。但封其平與譚躍兵當晚悄然離去,他們帶來的人,被轉手給了劉國兵,次日早上,劉國兵即宣布由他總負責,李紹為等9人跟著他干工程。

工程隊被劉國兵帶到了盤山公路的另一個工地,這是一個“骨頭”工程,上一個施工隊挖到一半,實在挖不下去,不干了,現在劉國兵接手。住宿地也轉移到山上的一座廢棄土屋里,記者1月9日前往調查時看到,這棟兩層的土磚屋,墻體到處是手指粗的裂縫,木板樓梯一踩上去,感覺整個樓板都在搖晃。整個房子都有一股刺鼻的尿騷味。

民工們住在二樓的三間房里,只有兩張用板凳搭成的床,大部分工人都席地而睡,窗戶用編織袋和廢紙箱釘住擋風,地上到處是抽到只剩煙蒂的煙屁股,還有四五個3元一瓶的“靈芝養生酒”的空酒瓶。反倒是破木箱上的兩副撲克牌,碼得整整齊齊。

李紹為他們每天可以領到10元錢的生活費,早上8時開工,傍晚6時收工,一共10個小時,中間沒有休息時間。

工程進展緩慢,日子卻一天天地過去,轉眼到了元旦,12月31日那天,工程隊改善生活,特意買了魚,打了五斤散裝的白酒,給民工們過節。左家兵平時沉默寡言,惟獨喜好這杯中之物,當天自是開懷暢飲。“我估計他喝了三兩左右。”李紹為后來回憶。次日元旦,山溝里寒冷刺骨,早上開飯時,左家兵拎過昨晚的殘酒,又喝了二三兩。

8時20分,大包工頭江宣偉開著吉普車來了,一見民工們都窩在屋里烤火,矮胖矮胖的江宣偉頓時叉手在外面罵起來,“過節就不干活了?要烤火,回家烤去!”

民工們都被江宣偉帶上吉普車,然后開車前往工地,下車時,大伙突然發現左家兵不對勁:左腳不能動,右腿直抖,話都講不出了,江宣偉一見也慌了,連忙掏出手機打120。

不到30分鐘,120救護車趕到現場,醫生當即給病人插了氧氣,隨即送往龍巖市第一醫院。醫院接診的是神經外科主任陳元慶,他后來告訴本報記者,“送來時已經瞳孔放大,對光反射消失,初步診斷是腦溢血。”左家兵有多年的高血壓史,但一直沒錢好好治療。

此時大約是上午11時許,隨救護車同來的劉國兵到醫院交了100元錢,過來招呼李紹為趕緊走,“還要去買菜,這里不用管了,有護士呢。”

吃完中午飯,派去照料左家兵的何老頭回來了,帶來了醫生下達的病危通知書,劉國兵隨即召集工程隊開會,并提出派4個人到醫院去,如果死了,也得把尸體運回湖南。“我出錢,你出力,”他指著李紹為說,“人是你帶來的,又是你的表親,你負責背尸體。”

下午到達醫院,已是6時了,主治醫師祁小龍告訴劉國兵等人,腦疝已經形成,手術的意義不大,維持治療也需要交錢,并催促他們盡快辦理入院手續。

劉國兵等人提出放棄治療,此時,李紹為還特意察看了左家兵的狀況,他注意到“輸液管的水都流不動了”。祁小龍這時覺得挺為難,他后來告訴本報記者,“放棄治療出院必須親屬簽字,李紹為只是他的表兄,有沒有簽字的權利呢?”

經過請示,祁小龍給左家兵辦理了出院手續,出具了出院小結和疾病證明,此時左家兵的治療費一共1585元,須交錢后,才能出院。祁小龍當時估計,拔去了氧氣管,停止治療后,左家兵兩三個小時內就將死亡。

不過他沒預料到的是幾分鐘后返回2號病房時,卻大吃一驚———左家兵不見了。

千里背尸

從醫院逃跑是早有預謀的。

事先,劉國兵已經對地形進行了偵察,并作了分工:他負責在前面引路,謝田拿行李,何三毛則協助李紹為背左家兵。他們避開電梯,從4樓住院部一路走樓梯,然后繞到后門,出住院部鐵門,上一個30度的斜坡,穿入醫院家屬區,再出一個鐵門,就算是“安全”了。

李紹為剛背上左家兵時,還能感覺得身體有體溫,沒有發硬。一路小跑出來,行程約700多米,累得李紹為大汗淋漓。劉國兵叫來的三輪摩托已經等在路邊,幾人直奔火車站,買好票后,仍然不敢上車,一直等到檢票進站時,才用被子裹著左家兵,還撒了些白酒,偽裝成醉漢登車。

幸好車上人很少,李紹為將左家兵平放在座位上,用被子裹緊,伸手一摸,身體已經漸漸冷了。“昨天還是活生生的,怎么今天就死了?”李紹為這時既擔心尸體被發現,又傷心好朋友突然病死,還想著回去如何向左家交代,一時百感交集,怔怔地坐在尸體旁,一邊抹眼淚,一邊想心事,通宵未眠。

次日上午7時,李紹為等人抵達廣州火車東站,將尸體用被子蓋著背出站臺,搭乘272路公共汽車前往廣州火車站。在公共汽車上,幾個老鄉坐在一起,依然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9時許,一行人到達廣州火車站,運尸隊伍開始遇到“麻煩”了:他們身上所有的錢加起來,都不夠買5張火車票。

李紹為等人發現火車站東側有條通道可以上站臺,而且不用檢票,于是拖著行李背著尸體,準備從那里進站,卻被門口的保安攔住。折騰到下午3時左右,李紹為等人發現,繼續搭乘火車是不可行的了,只好另想辦法,準備將左家兵的尸體用木箱裝好,搭乘汽車回湖南。

劉國兵出外尋找裝尸體的木箱;而李紹為和另外一人,則買來幾個編織袋,準備在路邊包扎左的尸體。兩人正在忙乎的時候,巡警剛好經過,發現兩人舉動異常,立刻上前盤問。

“這是什么來的?”“是個人。”李紹為一見是警察,也慌了。“那是活人還是死人?”“是死人,腦溢血死的……”

背尸行動就此敗露,這位巡警當即通知120,急救醫生趕到后向警方證實,左家兵已經身亡。

派出所民警趕到后,封鎖了現場,廣場上此時人山人海,上千人在此圍觀,李紹為站在尸體旁,手足無措,他后來告訴本報記者:我當時想“完了完了,事情鬧大了”。

警察隨后將4人帶到派出所詢問,得知事情原委,并通過電話與龍巖市第一醫院核實后,一位警官又氣又惱地罵李紹為:“你真是干蠢事啊。

”討“說法”

1月2日晚上,李紹為等四人“千里背尸”取道廣州被發現后,左家兵出事的消息才傳到老家湖南,左家兵的妻子陸淑梅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福建。以前陸淑梅一直以為他在衡陽。

左家兵出事前一周,陸淑梅曾給在深圳打工的大兒子左云福打了個電話,說最近心里很亂。左云?；貞浾f,“給我媽報了平安之后,我媽問我爸到底在哪里打工,很長時間都沒有消息了。當時我和弟弟云壽也不知道。

”得知消息的當晚,左家人分兩路趕赴廣州:左家兵在深圳打工的兩個兒子迅速從深圳出發;而在老家,左家兵的妻子陸淑梅、堂兄左雅和親侄子左小元從湖南衡陽上了南下的火車。當天晚上,一番忙亂而痛苦的尋找之后,晚上10時前后,左云福終于在廣州火車站站前找到了正來回張望等著他的李紹為。李紹為支支吾吾地告訴了事情的經過。

第二天早晨,左云福在火車站接到了前來奔喪的母親。隔著廣州市殯儀館的玻璃棺材,陸淑梅見了丈夫最后一面。

但左家兵到底是怎么死的?施工單位要不要負責?為了弄清楚這些事情,左云福、左小元決定在李紹為的陪同下,去討個“說法”。他們立刻趕到福建龍巖,馬不停蹄地奔波了三天。他們的堂兄弟左小仲也專程從廈門趕來加入。

1月4日到福建龍巖之后,他們找到了正在開車檢查工程的大包工頭江宣偉。江宣偉下車后,沒等左云福把話說完,就徑自上了車。“跟我沒關系。我把工程承包給劉國兵了,有合同的,左家兵的事情找他。”江宣偉邊說邊開車,左云福使出渾身力氣拉住車門,卻擋不住他揚長而去。

繼而,左云福打劉國兵的電話,劉的回答很直接:“老鄉啊,我沒有錢啊!”他說,廣州的派出所已經查明白,左家兵系病死,沒有他的責任。

江宣偉不肯透露施工單位。而在李紹為原來干活的工地上,7個正在干活的老頭用湖南衡陽的家鄉話跟左云福介紹了他父親發病送醫院的情形。談話間,其中的兩個老人正輪番掄鎬頭刨一塊大石頭,火星四濺。奇怪的是,所問的施工人員都不知道此段工程具體的施工單位。他們只知道是通訊工程,他們認識的,惟有大包工頭和小包工頭。

這些老人說他們也想離開這個工地,但一方面,他們沒有足夠的車票錢回家,另一方面,到現在為止,工地上先后只發給他們每人95元工資,要等到發工資,他們才肯回去,也才有錢離開。

去醫院得到的解釋很充分。從11時開始到晚上8時10分,左家兵的病歷上一片空白,左云福最關心的就是這段時間發生了什么。在福建省龍巖市第一人民醫院,醫生告訴他,發病那天上午11時整,左家兵已是大量腦出血,手術風險大,死亡率高,是否手術由家屬決定。“大量腦溢血,沒有家屬的同意,我們不敢動手術。希望很小。”

“但畢竟有希望啊!”左云福反復對記者強調。

“我當時就在廈門,如果能通知到我,我馬上可以帶錢趕到醫院去救我叔叔。”左小仲面對病歷上9小時的空白,在記者面前陷入了沉默。

三天的時間,左云福、左小元和左小仲跑遍了工地、公安局和勞動局的仲裁部門,卻徒勞無功。公安局說,尸體現在廣州,應由廣州公安局來查,而賠償請求更不在他們的職責范圍之列,需要由其他部門來處理。龍巖市勞動局的勞動仲裁部門的工作人員則表示,左家兵現在已經死亡,不屬于一般的勞動糾紛,而是民事糾紛,如果勞動合同中沒有相關規定,他們不予受理。他們還叮囑,民事糾紛應該到法院民事庭去立案。但左云福知道打官司的難度,何況,他們還要趕在7天之內回鄉辦喪事,這條路他們自動放棄了。

最后拿到的一點錢是“發狠”解決的。在包裹著1140.5元左家兵工資的一張信紙上,寫著“衡南縣三塘鎮三福村”,左云福推測劉國兵就是這個地方人。左云福打通了劉國兵的電話:“我知道你就是三塘人,你跑不了,我找你們家去算賬!”可能是這一點奏效了,他終于答應“借錢”付2000元安葬費。

左小仲透露,在來福建之前,左家很多人一起商量,如果左家兵是工程事故,會索賠10萬;如果是包工頭沒良心,把人扔在醫院不管,則要求索賠5萬。但在福建龍巖了解情況的過程中,左家根本沒有一個跟包工頭面談的機會,也沒弄清楚具體的施工方。因而左云福也在與親戚溝通、調整索賠金額。他們在公安局、醫院、工地上來回奔波,索賠金額的底線也從10萬,到5萬,再到2萬。

最后,1月6日晚上10時,左云福只是拿著江宣偉代劉國兵轉交的2000元安葬費用,離開福建趕赴廣州。

李紹為的改變

李紹為這幾天生病了,有點咳,還有點感冒。這是他兩年多來第一次生病,“這些天發生了好多事哦,我的頭好痛的。”他一邊說,一邊揪了揪自己干枯的頭發。

當左家的親屬責怪他罵他的時候,他的眼淚直打轉,當時剛從派出所出來,劉國兵借口買點東西,一去不復返,何三毛和謝田直接買票就走了,只留下他一個人在火車站廣場等著。“不過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沒有做錯,”他告訴本報記者,“我把他帶出來的,當然要把他帶回去,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在背著尸體輾轉近千里的過程中,李紹為沒有感到一點害怕,“他是我的好朋友,是很熟悉的,我又沒害他,做鬼了他也不會害我的。”

劉國兵等3人都不敢背尸體,100多斤的李紹為,背著120多斤的左家兵,一路上累得夠嗆,汗水濕透了毛衣。李紹為仍然不知道背尸返鄉到底哪里不對,他現在反省自己的是,“以后只管自己就是了,再有錢再好的工,我都再不叫人家,這是歷史的教訓,要永遠地記住。”

他想了想又說,“還是悲劇的教訓,眼淚的教訓。

”跟蹤采訪他的南方都市報記者肖海坤當時還挺奇怪,“喲,李伯你講的話很有水平啊。”李紹為馬上糾正他,“這是毛主席說的。

”他這些天變得沉默寡言,而在以前,李紹為在工友中人稱“老頑童”,以講笑話聞名,說是有一次工人們笑聲震下了掛在屋梁上的汽燈。“起碼這一年多,我心里不會快活的,”李紹為告訴記者,“這一年我都不會講笑話。”

深圳市民阿潘看到千里背尸的報道后,眼淚一下就止不住地流,他后來特意找到報社,請李紹為到他的農場去打工,月薪500元。1月9日,李紹為來到新單位上班,然后就跟阿潘討價還價,要求把工資漲到600元,這弄得阿潘有點尷尬,“我其實并不要他干什么活,在這養老就行了。”

阿潘后來轉念一想,“他肯定又把我當包工頭了。”不禁笑了起來。

這些天,李老漢經歷了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打手機,第一次坐臥鋪,第一次學會用淋浴噴頭,第一次面對攝像機……他在記者上網發稿時,反復問:“怎么沒看見寬的帶子?”

1月9日,率先報道李紹為的南方都市報記者肖海坤和吳峻松特意來農場看他,李老漢正在山坡上鋤草,看到他們兩人,李紹為特別高興,摟住他們倆的肩膀說,“我以前覺得老鄉不會騙老鄉,這次才覺得外面也是好人多的,我下輩子也要認識你們。

”李老漢滿布皺紋的臉,笑得像一朵菊花,這是記者跟蹤采訪5天來,看到他笑得最開心的一次。

惟一的遺像

就在此前一天,1月8日,左家兵穿著108元的壽衣,在廣州殯儀館火化。兩個半小時之后,他的骨灰被裝進了殯儀館460元的骨灰盒里。他兒子沒有表情,默默看著工作人員將他父親的骨灰盒封牢,用紅布包好。“

左家兵的壽衣和骨灰盒都是館里的便宜貨。”殯儀館的工作人員說。

火化前,左云福突然想到了遺像問題。父親左家兵生前沒有留下一幅照片,身份證也在去年丟了。左云福去年農歷四月初七從深圳回老家,本想照一張全家福,但因為父親在附近打工而錯過了。“

去殯儀館照一個數碼的照片,電腦上處理一下,把眼睛弄開,把嘴唇什么的弄一下就可以了,不就是成了活人了。”左小元建議道。左云福瞪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但他還是接受了這個建議。在1月8日中午12時,左家兵被推進火化爐之前的兩分鐘,殯儀館的工作人員破例翻開一小塊白色的裹尸布,露出左家兵的臉。左云福所托之人迅速打開數碼相機,在離左家兵面孔一米遠的地方,連續拍了五張左家兵經過化妝的正面肖像照。

跑了幾家照相館,在一家相片沖印部,女店主馬麗君決定免費幫忙制作遺像,照片一直忙到晚上6時才沖洗出來。而左家兵這張12英寸黑白照片上,眼睛是他活著的兒子左云福的,由數碼相機拍下來,合成到了左家兵的臉上。

左云福在街上又花了40元,買了一個黑色相框,連同父親的遺像,一起裝進自己的綠色手提包里。

這是左家軍在這個世界上惟一的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