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家兵還鄉

原載于2005年1月13日南方周末

一個死于異鄉的老年農民終于回到貧困的家,不是在同鄉李紹為很吃力的背上,而是裝在兒子胸前書包里的骨灰盒中

回家

左家兵終于要回家了。

這一次背他的不是“千里背尸還鄉”的同鄉老友李紹為,而是他那在深圳打工的大兒子左云福。

1月8日晚,廣州火車站第二候車室旁的天井小花園內,23歲的左云福雙手緊緊抱著懷中的父親———這不是李紹為背得很吃力的130斤身體,而是裝在他胸前書包里的骨灰。

黑暗之中,坐在石凳上的左云福在不斷抽泣。“這幾天,云福一直為他爸的事操勞奔波,忙得連哭的時間都沒有。”陪同左云福的堂哥左小元說,現在終于要回家了,左云福反而在這片刻安寧中不禁悲從中來。

8日中午12點,左云福和堂哥一起辦妥各項手續后,花了2770元將父親送到廣州火葬場“特急火化”。“我們家鄉有個風俗,一般死人要在7天之內入土,現在看來趕不上了。”左小元到廣州火車站買了兩張最便宜的到湖南衡陽的火車票,“火車是晚上11點17分發車,明天早上到衡陽。這幾天衡陽最好不要下雨,不然辦大伯的喪事就麻煩了。”左小元不無擔憂地說。

晚上10點半,左云福抹了抹臉上的眼淚,整理一下情緒,排隊準備登車。這是一趟發往衡陽的區間車,絕大部分是返鄉過年的民工。

廣播里傳來了“檢票上車”的通知,原本還算平靜、整齊的隊伍一下子被擠亂了,左云福夾雜在扛著大包小包的洶涌人潮中,竭力在眾人的左推右搡中保持身體平衡,他的雙手死死抱緊胸前的書包,就為了讓父親能平平安安回家。

入棺

1月9日凌晨6時許,這趟綠皮列車到達衡陽火車站,讓左小元一路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鵝毛雪片夾著黃豆般的雨點砸在衡陽的地面上,空氣陰冷潮濕。

左云福的家在衡陽市區18公里之外的雁峰區岳屏鎮福龍村千戶組,天冷再加上外面雨夾雪的天氣,來接他們的叔叔左家軍決定花30元租輛車回去。路上,車輪攪起的泥水濺在擋風玻璃上,司機一路嘀咕抱怨路不好,這趟生意虧了。左家軍不斷地抱歉,說些好話。

出租車在彎彎曲曲的鄉村道路上緩慢爬行著,40多分鐘后,車停在福龍村村口。福龍村122戶人家坐落在兩片丘陵中間的平地上,與外界僅有的聯系就是這條去年9月修好的砂石混合路。

因為怕出租車司機忌諱,等車開遠后,左家軍才從包里取出一串小掛鞭炮。

左云福抱著父親的骨灰盒往家里走,“回家了!”左家軍嘶啞了一聲,用香煙點著了鞭炮,跟在左云福后面。“啪!啪!”的鞭炮炸響驚醒了沉睡的小村子,遠處傳來幾聲狗叫聲,空氣中飄來火藥爆炸后的硫磺味。也許雨大澆滅火星,也許鞭炮的質量差,炸了幾響小掛鞭就啞了,左家軍嘟噥了一句,再次點響鞭炮,緊步趕上左云福的步伐。

在村里破落的祠堂前,村里的族人和親戚家人早已幫忙用防雨布搭了一個臨時的棚子作為靈堂,里面停著一口還散發著油漆味的棺材,棺材前的小桌上放著一些祭品和長壽油燈,“這是跟親戚們借錢草草辦的一副棺材。”左家軍說。

左云福小心翼翼把用紅布包裹的骨灰壇放進棺材里,并墊上幾層厚厚的黃草紙。聽說丈夫的骨灰歸來,陸淑梅一路哀嚎,奔向停在祠堂前的棺材,聲嘶力竭的哭喊撕碎了小村莊的寧靜。

眾議

外面滿山遍野的白雪和零攝氏度的氣溫讓左云福堅信,一定要讓母親呆在屋子里,要不然身體肯定會哭垮的。陸淑梅坐在屋里小炭爐邊,但寒風還是呼哧呼哧地從農用塑料薄膜蓋住半截的窗子里鉆了進來。在這個稱之為“家”的地方,除了兩張床以外,連件像樣的家具都沒有。家里惟一的家用電器是1990年左家兵41歲生日時親戚湊錢買的12英寸黑白電視,也只有電視中港臺電視劇傳出的聲音還透出一絲現代氣息,但是屏幕上嚴重的雪花和圖像扭曲使得劇中人物已很難辨清。“我的命好苦啊。”只要有親戚鄰居來看望,陸淑梅就會一把抓住別人的手,一邊不斷向每一個人重復哭訴著左家兵離家時的種種細節。

和外界對“千里背尸還鄉”的爭議不同,福龍村的村民更關心左家兵的死因。“好好一個人在福建龍巖干活死了,對方應該給個說法。”同村村民李先發覺得這里面疑問重重。

而對于背尸還鄉,在這些依舊從事農業耕作的農民眼中并無出奇之處。千年沿襲的土葬文化深深地影響著世代生活在鄉土社會的福龍村村民,他們都“天然地”能夠理解李紹為的這次驚訝之舉。

“葉落歸根,入土為安。我們農民辛苦一輩子,最后就想買一口好棺材,回到熟悉的田地里。”44歲的當地村民左家喜說。雖然在城市和部分農村實行火葬,但整個福龍村的生活比較傳統,辦喪事時民間習俗基本都是土葬,墳一般在村后荒涼的小山上,所以對耕地沒有什么影響,村里和鄉鎮也不會來干涉。

福龍村黨支部書記左云標告訴記者,福龍村532人主要有兩大家族,一個姓左,一個姓吳,還有幾戶是水庫移民雜姓。

記者在走訪了福龍村20多位村民后,發現這些村民們都能理解和同情李紹為,對背尸還鄉的行為持認同和贊成的態度,覺得惟一“欠妥”的地方就是李沒有及時通知死者家屬。

“李紹為人很純樸,有責任心。”村支書左云標說,“我們這兒有個說法叫‘活要見人,死要見尸’,李紹為是憑良心辦事。”“李紹為和左家兵關系比較好,他們有活都一起出去干的。”左家兵的鄰居左家省說,“要是他遇到這種情況,我也會把他背回來,當然我要先通知他家里人。”

據說,在衡陽市委一次會議中,一位市委領導說李紹為背尸還鄉說明他“是個有情有義的漢子”,盡管他沒有通過適當的正規渠道通知家屬。

但村里的年輕人已經開始漸漸接受城市生活的觀念。23歲的左云福——死者左家兵的兒子——并不拘泥于非得把父親的尸體運回老家,“在城市里火化,這樣處理比較妥當、方便。”左云?，F在深圳一家玻璃鋼裝飾公司打工。

打工

提起左家兵,村里人不是搖頭就是嘆息。“左家兵是千戶組最困難的一戶,現在還是住的磚土結構老房子。”鄰居左家省說,左家兵家本來準備今年3月要造房子,因為孩子都大了,到了成家的年齡,但現在這事肯定黃了。

現在農村里,農民光靠種田只能維持生存、解決溫飽問題,年成不好時甚至還會虧本賠錢,所以每家每戶都必須出去打工或做些生意,不然這個家肯定運轉不起來。

據左云標介紹說,原來隸屬于衡南縣的岳屏鎮福龍村現在劃到衡陽市雁峰區,屬于丘陵地帶,人多地少。全村122戶532人,共有430余畝地,人均只有8分地左右。以左家兵家為例,全家4口人近4畝地,一畝地早、晚兩季水稻平均可產1500斤左右,2003年前糧食價格每斤0.37元,每畝收入500余元,除去每畝稅費130元、農藥化肥100多元、種子勞力100余元,再扣除其他雜項,最后每畝收入也就剩下100多元。

“2003年各種雜項稅費特別多,例如當時每人要交納的教育附加費就達69元,2002年開村民大會時,我給大家算了一筆賬,當年種地每畝虧至少50元。”左云標回憶說。

在這種情況,左家兵家生活更加困難,靠左家兵農閑時在外打些散工補貼家里,但也是杯水車薪。“左家兵屬于那種比較老實巴交的類型,靠干體力活掙錢。”

2004年,左家兵在衡陽市東環縣修了兩個月國道,沒有拿到一分錢;2003年,左家兵在衡陽市一個加油站附近,給人修房挑磚頭,累死累活干四個多月只拿到300塊錢。

妻子陸淑梅身體不好,因怕去醫院花錢,只得“小病忍,大病熬”,每次熬不住時才去找村里的赤腳醫生,花點錢打吊針了事。

而左家兵的兩個兒子都在讀書時,本已很困難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離福龍村最近的車江鎮中學有15里路,所以讀中學必須住校,學費、住宿費再加上生活費每年需要3000元左右。2002年,深知家里狀況的左云福讀到初二,終于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學校,先開始學了七八個月廚師,后到深圳去打工。2003年下半年,弟弟左云壽考上車江鎮一中,因為每學期要交1000多元,他也很快放棄上學的“奢侈”念頭,去年輟學隨哥哥去深圳打工。

對于福龍村的貧困,左云標分析說,福龍村在雁峰區算是比較差的,但是在整個衡陽市,則屬于中間水平。福龍村主要地理位置偏僻,又沒有什么資源,“離市區有18公里,交通不便。”僅有的一條寬5.3米、長10.5公里的砂石路,還是去年9月由市公路局投資14萬元修的“村村通”工程。

在左云標記憶中,這是自改革開放后,政府對福龍村投入的惟一“大型公共工程”,當然村里通過“一事一議”每戶還為這條公路集資75元。

在福龍村,除了種地,還有十幾畝魚塘,祖傳的“養魚苗”,“一年一畝能掙四五百塊錢就很不錯了”。眼下福龍村剩下的掙錢方式,只有出去打工了。

從1980年代末開始,衡陽就有大批農村勞動力涌向廣東等地打工,現在打工已經成為像福龍村這樣農村社會生活的常態。在福龍村,大概有30%的人出外打工,50%的人到衡陽市附近打工,像李紹為、左家兵這樣的老年人大概占到5%。福龍村千戶組30多戶,戶戶有人出去打工,其中有9戶打工、做生意混好后,搬到城里去,家里的田轉給別人種了。

從2004年開始,福龍村的情況有了起色。“農業稅改革后,以往最高達到180元的稅費去年降到了40多元,聽村支書說明年每畝只收10元左右,以后還要完全取消。”村民李先發心頭一寬,現在糧價上漲到7角3分,“這樣里外里算下來一畝地能掙到400-500元。”

農業稅降低、糧價走高,給福龍村帶來欣慰。但對于溫飽之后的福龍村往何處走時,更多村民還是用出外打工來回答這個問題。

下葬

1月11日,左家兵終于在福龍村后山下葬,“入土為安”,他是村里為數極少的火化后埋葬的。勞苦一輩子的左家兵走時,給支離破碎的家庭留下一筆“巨額”債務,“本來我和媽媽商量不買棺材的,省些錢,可是媽堅持給爸買口棺材,送他最后一程。”左云福說,加上去廣州處理父親遺體以及過去陳年老債,他們家的債務已經超過了1萬元。

但生活還得繼續,左云福打算把父親的喪事料理妥當后,再和弟弟去深圳打工,左家兵一次出遠門的劫難并沒有動搖他們到大城市闖蕩的信心,“爸爸去世后,照顧媽媽和還債的重擔就落到我們身上了,我們要去掙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