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唐朝前60年的發展，最重要的就是統治者總結隋朝覆亡的教訓，對于百姓的敬畏之心有所加強，認真貫徹了“以民為本”的治國為君之道，知道戰亂之后要與民休息，注意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保證耕者有其田。唐太宗特別強調孔子所說的“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說國家要“藏富于民”，不在“盈其倉庫”。一個國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老百姓不富裕，君王怎么可能富裕呢？這就是以民為本的方針的確立，改變了隋朝末年的暴亂之政。

其次，就是在制度建設方面的成就。一系列新的制度確立，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都不斷完善。比如，三省六部制形成了一個權力制約機制，對中央核心決策權力的制約。這是從漢武帝以后逐步發展起來的，到唐代更加完善。中央設三省，宰相們決策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集體，遇有事情在政事堂集體商量決策，這跟漢朝宰相一人權力獨攬、明朝把宰相廢了兩個極端都不一樣。政治制度建設方面有幾點值得重視，第一是精兵簡政，中央官員從兩千多名減少到640多名。第二就是納諫，納諫是貞觀時期的一個政治特點，納諫就是為了決策科學，減少失誤。第三就是唐太宗很重視基層干部，地方干部的人選，他都很關心，他平常都在屏風上寫上他們的名字，誰有做了好事他就記在屏風上，每天都要坐臥橫看。最后就是重視法制建設，從貞觀年間開始編的《唐律疏議》，是中華法系現存的第一個法典，這部法典影響到宋元明清時代的法律，也影響了新羅、日本和周邊的很多國家。

再次，這一時期民族關系也處理的比較好。唐太宗實行的是一個包容的、開放的民族政策，他的朝廷里有很多外族的將軍、文官。無論是抗擊突厥的侵擾，還是后來與吐蕃、西北突厥等少數民族興起后采用過和親政策，都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統一。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因而周邊民族爭權都奉唐太宗為“天可汗”。

總之，由于內政及民族事務處理得到，唐代初年60年的發展里總體是不斷向上的，唐太宗繼位的時候全國只有兩百多萬戶，他去世前已經發展到380萬戶，到武則天的時候達到650萬戶了。經過幾百年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之后，人心思治，大運河也開始發揮作用。另外生產技術也得到改進，比如江東犁適用于小戶耕作，它的發明和使用也促進的生產的發展。臺灣學者柏楊曾經提出，歷史上的王朝一般有一個發展的瓶頸，前五六十年的時候很關鍵，假如這個時期或者政權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夠平穩度過危機，就會有比較長期的平穩發展。漢、唐、明、清的歷史都驗證了這一點，凡是兩百多年的王朝都因而突破了這個瓶頸，因而享祚長久，其他大多數政權過不了這個坎，結果就出了問題。唐朝前60年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決策的開放和科學性，三權互相制衡，立法、審議、執行互相制衡，防止過失。歷史上講的防止過失，今天我們看來就是互相監督。唐太宗反復強調的居安思危，越是順利就越是要居安思危，經常研究長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