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國】賀龍 國安定，家就安定

受訪者：賀龍之女賀曉明

建國初，那段美好的時光

1949年大部分時間里，賀龍都沒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西柏坡的七屆二中全會之后，賀龍先是去了東北，然后到北京參加開國大典，最后又率領18兵團進軍大西南。他的妻子薛明，兒子賀鵬飛、女兒賀曉明、賀黎明等都還留在延安。當時賀曉明剛滿兩歲，她的哥哥比她大兩歲，最小的妹妹賀黎明剛剛出生。

開國大典之后，向西南進軍，賀龍的家屬還有其他18兵團的家屬，都要轉移到西安去。這些剛剛從窯洞里走出來的共產黨高級干部家屬們，行軍的行列并沒有受到特別的保衛，而賀曉明，甚至差點就被人販子拐跑。

賀曉明：到西安時，我們是土包子進城，什么都帶個洋字。洋花布，洋白糖……沒吃過糖啊。

我哥哥也土，是穿百家衣長大的。要生他時，朱老總的愛人康媽媽（康克清）拿著朱老總的舊襯衣來了，跟我媽說，也沒什么東西，就朱老總這一件襯衣，可以再接著穿下去，你拿這件衣服改個小衣服。誰穿過朱老總的襯衣？也就我哥哥了。

1949年11月，賀龍率部進軍西南。圖為賀龍正在研究作戰計劃　圖/CFP

我們這些人剛過渭河，吃飯時我就被人販子抱走了。后來媽媽弄了一輛吉普車，就往前面的集市上追?？匆娪袀€大人邊上露出來我穿的小花衣服，就把我搶過來了——就這樣，我們從農村進到了城市。

1949年11月23日，中共西南局成立。賀龍任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此后解放成都，解放大西南，西南軍區的總部最終設在重慶，賀龍和他的家人都在西南的幾個城市之間奔波。盡管依然沒有長期安定，但畢竟戰爭已經結束，作為“高級干部”的賀龍，一直能有家人在身邊陪伴，并于1954年從重慶回到北京。

賀曉明：我自己最開始的記憶是在重慶。當時，我父親和母親都在西南局工作。然后是“鎮反”、“三反”、“五反”。剛解放那會兒，國民黨的特務特別多，鎮反就跟現在的“打黑”是一個意思。后來我們去昆明，我還記得在昆明街上看見斗地主，斗完就槍斃。我媽媽不讓我看這些，拉起我就走。

1954年秋天，我們家搬回了北京。然后去海淀的八一小學念書。我、哥哥、妹妹都在這個學校讀書。我們學校集體精神非常強，比賽都要拿第一。大煉鋼鐵，除四害，那么小的小孩，北京市有什么活動都參加，一次都沒落下。在我的記憶里，50年代到60年代初，整個國家都特別安定團結，朝氣蓬勃。

敢言賀帥，文革磨難

但對于賀家子女來說，家庭生活其實并沒有真正遠離過國家的變遷。從1960年代開始，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計劃就被推行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這些“革命家庭”的子女們，從小對自己的期許，都與軍隊、與國家不可分割。人們對解放后賀龍的許多記憶，都來自于賀曉明記憶中那段 “最美好”的時期。從1952年擔任國家體委主任，被譽為“新中國體育奠基人”，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廬山會議之后更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羅瑞卿等一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賀曉明：中學畢業之后，我就面臨選專業的問題，我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的。而實際上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東語系。

因為我看報考的單子里頭，東語系有印度語，我覺得那個是打印度時有用的。當時東語系熱極了，我們學校的孩子們都認為自己將來一定要當兵打仗，東語系用得上。

那時中蘇正好在論戰，沖突很激烈，我媽媽就對我說，你能不能換一個系呢？學國際政治吧，“以后工作需要”。

我考慮再三，聽了她的意見。我哥哥不同，我感覺爸爸媽媽把他當棟梁栽培。女孩兒嘛，就跟著干點事吧，要求就比兒子弱很多了。到中學后，那時候有勤工儉學。我哥哥是北京四中的，打鐵回來了爸爸還看他手上有沒有繭。如果手上有繭爸爸倒高興，證明孩子磨煉出來了。學校還給點小補貼，打了一個月的鐵，給了兩元人民幣。

我是1965年入黨的。我們老爺子聽說我入黨了，非常高興。那時候他在外地，我打長途電話告訴他。他正在吃飯，說為我女兒干一杯。

當時的賀曉明并不清楚賀龍的經歷，廬山會議等等當代中國歷史上與賀龍相關的歷史事件，賀曉明都是后來才慢慢聽說。直到“二月兵變”事件的發生，從彭真而賀龍，政治斗爭的形勢決定了誰來為莫須有的“兵變”負責。賀龍薛明夫婦也被送往西山隔離審查，賀曉明和她的哥哥賀鵬飛離開北京，與父母和妹妹都失去聯系。

賀曉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上穿著軍裝接見紅衛兵，這是對紅衛兵最大的肯定和支持。反應最快的就是這幫干部的孩子，毛主席都這樣了，咱們就破四舊去吧，參加文化大革命了。“文革”中的經歷我不想細談，太亂了，整個國家都顛倒了。我和哥哥在外面躲避一陣之后，又回到了北京，我父親在1969年6月去世了。1970年我從北大畢業，此后就分配到了貴州，我哥哥分配到甘肅。

父親去世后，造反派把我和哥哥單獨叫到一邊，很官樣地通知我，說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時間去世的。我的眼淚嘩地就流下來了。哥哥就捅我，很嚴厲地說我，怕我控制不住。但他自己出了許多汗，一個勁地往下流。他就抽煙，待了不到兩個小時，抽了兩包煙。“九一三”事件之后，我們就回北京了，開始找媽媽。我們就寫了封信給總理，什么苦都沒說，就說這么多年不知道媽媽的下落，希望總理能盡快安排我們去看媽媽。

大概兩三天后，總理就安排人來找我們。說信總理收到了，現在安排你們去看你媽媽。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她已經在北京了。我媽媽那時候身體很差，說話不利索，老要用手打比方。

國運與家運

1973年底，毛澤東在軍委會上承認在對待賀龍的問題上“搞錯了”，并說“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1974年中央為賀龍平反，周恩來在追悼會上連鞠7個躬。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表了《關于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

隨著國家慢慢安定，從文革后期開始，賀家的生活也逐漸走上正軌。賀曉明被重新分配工作，因為畢業于北大東語系，被分配至外交部。清華大學機械系畢業的賀鵬飛則被分配到北京市外貿局，他以后在軍隊歷任總參裝備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等職之時，也主要負責軍隊的新裝備引進與建設。2001年，賀鵬飛中將病逝。

賀曉明：周總理跟我爸爸的友誼時間是非常長的，兩人可以說是莫逆之交。我媽媽被他從貴州救出來以后，他親自交待我媽媽，說你是和賀龍同志最后在一起的人，應該把賀龍同志最后的情況向中央匯報。就這樣，我媽媽寫了一個匯報?？偫砜春?，非常震驚和難過。

后來我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說想回北京。一個星期后有人找我媽，說你家女兒給總理寫了一封信，總理要我們來了解她學的是什么專業。我媽說她都不知道，她給總理寫了一封信。我就這么分到外交部外交人員服務局。

我哥哥回來以后，先是在北京市外貿局工作，他那會兒工作特別累，成天押車，運往越南什么的。他后來因為心臟病病逝，我覺得就是那個時候累的。他是2001年走的?，F在走了8年，我們現在家里還老提到他。

老帥們給國家立了兩個功，先是建國，然后是護國——“文革”十年，沒有他們的堅持，國家眼看就要走不下去了。我們這一家，和國的命運貼合得太緊密了，只要國家安定了，我們的家就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