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淚消費奢侈品隱含巨大危機

我們正在看到上世紀初美國鍍金時代的一幕，朱門酒肉與路邊乞討并存

全球奢侈品消費下降是金融危機沖擊下的正常反應，而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增長速度令人瞠目。

一項針對全球富人消費習慣的調查表明，奢侈品已不再受到以往的追捧。奢侈品消費嚴重下滑，大手大腳的消費方式已被節約所取代。對400余名收入和投資盈利超過6位數的富豪消費者的調查發現，從2009年開始，42%的受訪者削減了對奢侈品的支出。逾半數的人表示，他們是“根據需要，而非欲望”消費，75%的人認為購買奢侈品屬于揮霍金錢。即便購買奢侈品，多數人選擇的是能夠抵御貨幣貶值的貴金屬、珠寶，而不是LV包等易耗品。

中國卻出現相反態勢，高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2009年全球奢華產品市場出現萎縮情況下，預計今年中國奢華產品銷售將破天荒地達到50億美元，遠高于2008年30億美元的銷售額，增幅居全球第一。目前，中國奢侈品消費已占全球市場的25%，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奢侈品消費店遍布上海、深圳、長沙等城市，國際消費企業中國掘金時代進入白熱化階段。

有悖常理的消費模式隱含著巨大危機。

奢侈品的消費并沒有帶來消費穩定回升。我國消費一直在低位徘徊，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WTO后，外資潮水般進入，出口爆炸式增長，“雙順差”乃至“三順差”（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連同“誤差與遺漏”項）突出。然而在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費占GDP的比率卻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從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金融危機之后，政府實行了積極財政政策，依靠家電與汽車補貼，我國商品零售額上升，但與投資相比仍是九牛一毛。

中國居民消費能力并不強，看看居民收入就能了解這一點。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92年至2005年，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同期，企業可支配總收入占比上升超過8%，政府可支配總收入占比也上升超過1%。

不過，奢侈品消費上升也是事實。由于沒有細分數據，只能大致分析。以高檔汽車消費為例，我國豪華車密度最高的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不是廣州，而是浙江義烏。這個“小商品市場”，滿眼都是寶馬、奔馳、保時捷、奧迪、悍馬、法拉利。在過去的一年里，奢侈品亞洲公司仍然在中國賣掉了6架公務飛機，成績斐然。

除了炫耀性消費、缺乏新教倫理之外，也有實體經濟下挫的原因，我國出口下降，富起來的老板們購買豪華車，甚至商務飛機，進行無度的沉沒性消費。在房地產領域同樣如此，許多開發商盯上了山西煤老板們3000億以上的“退市”資金，原本這些資金可以創造出更多的財富，現在卻成為裝飾天邊的經濟煙花。

貧富差距過大也是奢侈品消費上升、總體消費率下降的一大原因。上海就是如此，內地人、香港人、外國人，共同形成了上海頂級消費區。據了解，上海的高檔消費令人咋舌，隨便一件衣服就可能花掉普通人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工資，在恒隆廣場、美美百貨，購置一身春秋季的衣服，開銷大概在2萬元左右。此外，世界各大著名品牌店，卡地亞珠寶、百達翡麗手表、杰尼亞服共同構成了上海外灘十八號。奢侈品扎堆上海灘，很難想象，這是一個為轉型所苦、多數市民為購房愁眉緊鎖的城市。

我們并不希望號召富裕群體成為活雷鋒，將資金捐獻給普通市民，以實現均貧富。但是，一個尚未完成轉型、社?；鹑笨诰薮蟮某鞘?，卻成為奢侈品消費的急先鋒，起碼說明這個城市缺乏正確的稅收激勵機制，也缺乏良好的融資創業通道。

我們正在看到上世紀初美國鍍金時代的一幕，朱門酒肉與路邊乞討并存，這種模式蘊含風險之巨大，從此后的美國經濟走勢就看得出來，普通消費者消費能力不足造成產能過剩，奢侈品的消費者最終也在去產能化的大蕭條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新教倫理的缺失，貧富差距的擴大，資金的不公平分配，民間資金投資渠道狹窄，造成奢侈消費與消費不足并存，這是極其危險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