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寫給誰看？

■望文號脈

前些時，讀到一篇質疑梁文道先生的網文。梁先生在《理性與感性》一文里提出了一個觀點：“近30年來，沒有任何一種經濟主張和政治哲學要比新自由主義更像共產主義”，為此，他向讀者講述了所謂智利奇跡，還插秧式地提及大量與當代智利相關的歷史、政治和經濟術語，包括我初次聽說的“芝加哥男孩”。不用說，所涉內容均在我可憐的知識范圍之外，若非有人質疑，我對梁先生非得連刮三目不可。那篇質疑文章似乎出自行家之手，作者輝格引用的大量數據，都對梁先生的觀點構成了當頭棒喝，“外行看熱鬧”的結果是：只要所引數據無誤，梁先生的說法就豈止錯誤，簡直可笑了。

我說過，我缺少這方面的相關知識，在讀到梁先生回應文章之前，不敢對此輕下結論。我以為，回應是必要的，要么認錯，要么反擊，沒有第三條道路。在中國的作家、文人中，我無數次見到一種用“不屑”來規避批評的行為，成名人物尤擅此道，只要鼻下輕哼一聲，金蟬脫殼之余還能耍上一把鯤鵬展翅，一舉兩得之利，盡收囊中。不過以區區看來，假如有啥玩意是我“不屑”的，就是這等威猛其外、怯懦其里的“不屑”了，錢鍾書先生概括過一種“實不能而佯不屑之情”，即此之謂。當然，以上只是順嘴一提，并非針對梁文道先生，如你所知，梁先生是否回應，我還不知道呢。

若姑且假設梁先生的文章寫砸了，我們倒不妨借此探討一個有趣話題：文章寫給誰看？

立志寫給全世界男女老幼閱讀的文章，大概只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在現實中，文人學者執筆，總有自己的假想讀者，就像商人總有自己的目標客戶，寫給某類讀者，一般也就等于把另一些讀者排除在外。但高明的文字是這樣：作者雖有自己的目標讀者，卻也隨時準備面對所有讀者。比如，安徒生的童話是寫給孩子的，然成年人要讀，安徒生絕不會心生怯意，連說“讀不得讀不得，小兒科小兒科”；韓非和馬基雅維里的著作多是寫給君主看的，但他們也樂意大臣和普通臣民閱讀，以擴大影響；有些作者不打算為任何人效勞，他寫作純屬自娛自樂，或專為排遣一己孤憤，比如陳寅恪先生晚年的若干文字，恐屬此類，話說回來，如果其他學者有意研究并質疑問難，難道陳寅恪會大感惶恐不成？所以，哪怕假想讀者是個位數，作品仍不憚于向計劃外的高明之士敞開，才是真正可敬的文字品格，每一位不甘下乘的作者，都應具此一股底氣。錢鍾書以典雅文言撰寫《管錐編》，言外自有一根“閑人莫入”之傲骨在，但他顯然也歡迎所有人——無論你是中學生還是大學者——成為他的讀者。

若此論蒙您頷首，我們接著就會遇到另一類文字，其價值竟然不在于得到高明人物的首肯，反而取決于特定人物的缺席。為說明問題，姑以其中的末流“剽竊”為例，我們知道，對剽竊者來說，他可能獲得的榮譽，必賴被剽竊者的缺席，一旦被剽竊者（或熟悉被剽竊者文字的讀者）現身，即有穿幫砸鍋之虞，而只要被剽竊者缺席，他的文章讓越多的領導、專家讀到，這小賊就越得意。余英時先生在為胡適日記所撰的長序《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里，曾用細密工夫揭出學者羅爾綱關于胡適出行的一次駭人撒謊，文長不引，余先生最后概括道：“羅先生的記憶也不可能壞到這種地步。我不愿意去猜測他的動機，但是我敢斷言，這是他想以濃墨刻畫出一種極其恐怖的氣氛，所以才虛構出這樣一篇繪聲繪影的絕妙文字來。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豐富，但是如果胡適這一天的日記不幸遺失，羅先生的虛構便將被后人當成實錄了。”可見，“胡適這一天的日記不幸遺失”及世上缺乏余英時這樣的較真學者，構成了“羅先生的虛構”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上舉梁文道先生的例子里，假如他確是錯的，那么，符合作者最大利益的讀者分布圖是：讓我這種外行讀到，同時把輝格先生這樣的內行排除在外。

不才如我，偶爾也遇到一些文章，使我忍不住噗哧一聲：讓我撞上，算你倒霉。曾讀到某海派才女介紹《羅念生全集》的書評，我在一個論壇回帖里寫道：“我敢打賭，她在寫這篇書評時，沒有讀過那套書，她只是憑著自己訓練有素的點染才華，玩了把‘點到為止’而已。”若遇到我恰好熟知其事的作者撰文撒謊，我一念之仁過后，也可能模仿一種黑道口吻，暗道：“哥們，我什么都沒有看見。”但饒是如此，我仍會堅下心來，決意不再讀他任何文字，就像我決意不再拜讀羅爾綱先生一樣，哪怕我久仰他的學術高名，也不例外。因為，當我被他某個說法深深打動時，我吃不準，他內心在期盼哪位人物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