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丁文江文集》的錯字

■圖書觀察

《丁文江文集》

《丁文江文集》歐陽哲生 主編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7月，743.60元

丁文江的著作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專業性很強，我看不懂，也就不準備去看了。在七卷本的《丁文江文集》里，我讀了的，只有第一、第七這兩卷。就只說這兩卷，其中錯字就很不少。先說第一卷里面的。

第一篇文章《哲嗣學與譜牒》，其中說到“法國生物學者波萬里（Boveri）”（第10頁），這“法國”是“德國”之誤。查《不列顛百科全書》，他1862年10月12日出生在巴伐利亞班貝格[德國]，1915年10月15日卒于維爾茨堡。百科全書中說他是“德國細胞學家。研究了蛔蟲卵，證明染色體是細胞核內可分的連續實體”。（1999年國際中文版，第3冊，第85頁）

《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余興》開頭一句：“天下沒有打不完的官司，筆墨官司自然也不是例外。兩邊既然已經用了三四萬字把有關系的事實論點發表了出來，惟有聽讀者來做審判官慢慢審查判決。”（第71頁）查《努力周報》原刊，“聽讀者來做審判官”無“來”字。雖說多了一個“來”字，意思倒也并沒有大出入。只是“兩邊”原刊是“兩造”，這就改錯了。打官司的原告被告就叫做“兩造”，作者用“兩造”一語，是為了和上面寫的“打官司”相呼應，改做“兩邊”，就起不了呼應的作用了。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一文中說：“協和醫院的前眼科主任畢拉特（Pillat）曾經用一調羹魚肝油救了一個人的眼睛。所以他曾主張中國政府應該每年‘放魚肝油賬’”。（第91頁）“放……賬”顯然是“放……賑”之誤。“放賑”就是發救濟的意思。

《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一文中，一處引《奉新縣志·宋應升傳》，有這樣一句：“一日忽泣然曰：‘吾其死乎？’”（第120頁）“泣然”顯然是“泫然”之誤。這個錯字還可以推諉說是承襲了《讀書雜志》原刊的錯字，同頁下面這一句：“因知北鄉宋氏為奉新尊族。”就不能這樣推諉了。“尊族”原刊作“望族”。“望族”在《現代漢語詞典》里有詞條：“望族：有名望、有地位的家族。”“尊族”在《現代漢語詞典》里沒有詞條，不成為一個詞。

《忠告舊國會議員》一文中說：“當諸君在天津開會完了以后，我就聽見有幾位在天津客機里，痛罵保定。”（第158頁）查《努力周報》原刊，“客機”系“客棧”之誤。同一頁上邊：“今天跑到廣東，做非黨國會的議員，明天會跑回北京在經濟調查局當差使。”查原刊，“非黨國會”原來是“非常國會”之誤。1921年4月7日，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二百多人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也可算是盡人皆知的事件之一。

《日本的新內閣》一文中提到犬養毅首相遇刺后的代理首相高橋是清（在繼任的齋藤實內閣中任藏相），把他寫成“高喬”（第264頁），查《獨立評論》原刊，寫的是“高橋”，沒有錯。

《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一文中，把“科舉時代”錯成了“科學時代”（第356頁）。

再說第七卷?！段业谝淮蔚膬鹊芈眯小分杏羞@樣幾句：“潕水的顏色是紅黃的。潕水是清的。所以潕水又叫做清水江。兩條水會合的地方，清水與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第20頁）讀者看了這幾句，真不知道作者要說的是什么意思。查閱了《獨立評論》所載的原文，才知道這里的三個“潕”字，只有第一個沒有錯，后面的兩個“潕”字，在原刊中都是“沅”字！

《太行山里的旅行》中說：“山比縣城高不過一百公尺，但是因為四面是平地，望的很遠；西北全是石灰巖的大山，緊逼煤田盆地的兩邊。”（第30頁）查原刊，不是緊逼煤田盆地的“兩邊”，只是緊逼“西邊”。

《金沙江》一文中說：“對于魯南、龍爪這兩道大川而言，會理是一個盆地。”（第87頁）查原刊，“大川”是“大山”之誤。本來嘛，大山之間才會有盆地，大川之間只會有山脈吧。

同一篇里：“鹽井附近金沙江是東西的，下流一公里才轉向東北。”（第96頁）查原刊，“東西”系“東南”之誤。這就可解了：金沙江的大方向是從西向東流，在鹽井附近是向東南方向，一公里之后轉向東北方向。在這里，“東西”是什么方向呢？

在致胡適的一封信（1928年12月4日）中，丁文江說了這樣一件事：“我一星期前看見蔣廟森，詢問他英國賠款的消息。他說近來大有擱淺的樣子，詳細原因，連他也不知道。這當然是實話。以后我設法征求他個人的意見。他忽然說：‘我私人有一種意見，還沒有向政府建議，并且請你絕對守秘密。我以為已經交存的款項，可以仍照第一次議會通過的辦法，由外交總長支配。其余的六七百萬鎊，完全退還中國政府，聽中國自己支配。如此直截了當，一面可以表示我們的誠意，一面可以省去將來的糾葛，豈不兩便？’”（第247頁）談的是英國退還庚子賠款的事。只是“蔣廟森”這個姓名十分眼生。按說，能夠向英國政府提出這樣的私人建議的，應該是一個有相當身份的人，這人是誰呢？查閱《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看到了原信的影印件，原來寫的不是“蔣廟森”而是“藍浦森”。這就對了。藍浦森（Lampson,SirMilesWedderburn,1880-1964），一譯藍普森、藍博森，1926年至1934年間任英國駐華公使。在這封信之前，丁文江在談及庚款的通信中已經不只一次提到他，例如1927年6月9日致胡適、徐新六信中說的：“至于我個人的加入與否，不成問題，我早向藍普森表示過的。”（第236頁）更早，1926年2月11日致胡適信中所說的“英使”（第230頁），指的也是他。對于以前的書信中已經出現過的人名，談的又是不只一次談過的事情，真不知道怎么會弄錯。

致胡適的另一信（1930年7月26日）中，有這樣一句：“我從大連寫給你的信，沒有稿子，你如還有油印的，請你寄給我一份。”（第265頁）查閱《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原信清清楚楚寫的是“大定”而不是“大連”。人們都知道，丁文江于1927年8月到1928年4月在大連住了幾個月。于是主編者以為這信中問的是他旅居大連期間寫的信，就把信中所寫的“大定”臆改為“大連”了。卻沒有想一想，1929年12月中旬，丁文江在貴州省大定縣停留了幾天，在這里得到了趙亞曾遇難的噩耗。12月14日他寫了一封少有的長信（三千多字）給胡適（第259-262頁），報告這個兇訊，并且托胡適幫忙辦一些善后的事情。丁文江寫信向胡適索取的就是這封信或者它的油印副本。丁致胡的下一信（1930年8月17日）的開頭就說：“七月三十一日的信收到了，大定的信已抄了一份?，F在把原信寄還給你。”（第265頁）更可證明書中的“大連”二字是改錯了。

關于這封大定的信，還可以附帶說一點意見。第259頁有“編者注：此頁上有‘趙是蠡縣保定人，字予仁’一語。”這里“蠡縣”二字錯了。原信寫的是“直隸”二字。直隸是河北省的舊名。保定屬河北（直隸）省，而蠡縣是屬保定市的。

書中也有一些標點斷句方面的錯誤。這里只舉一例。

在丁文江致胡適的一封信（1929年4月18日）中有這樣幾句：

任叔永是個詩人，沿路上“口占”了四絕，叫我和他。我的和詩如左：（《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第110頁）

而在《丁文江文集》中，卻被標點成這樣了：

任叔永是個詩人，沿路上“口占”了四絕詩《我和他》。我的和詩如下：（第249頁）

原信中“叫我和他”的“和”字是詩詞唱和的意思，下面寫的四首“和詩”可以作證。標點者卻把這“和”字誤看作連詞了。再說，這《我和他》只能作為新詩的標題，似不宜于作為舊體詩的標題的。

說到舊體詩，順便就說一下書中對舊體詩作品的處理。在《七律》標題之下，有這樣一篇：

記得當年來此山，

蓮峰滴翠沃朱顏。

而今相見應相問，

未老如何鬢已斑？

峰頭各采山花戴，

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

問君何日踐新盟？（第306頁）

稍稍知道一點詩詞格律就可以看出這不是一首律詩而是兩首絕句。書中注明的材料來源是胡適《丁文江的傳記》。我就去查閱胡適的這部作品。胡適寫的是：

有一天，在君夫婦同濟瀛去游北戴河的蓮花山，在君做了兩首絕句寄給我，信上催我去秦皇島同他們玩半個月。他的詩如下：（《胡適全集》第19卷第506頁）

可見材料提供者胡適已經說明這是“兩首絕句”了，不知道為什么文集編者偏要說這是一首律詩。

本書編輯凡例第五條說：“原文（稿）無法辨認的字以□示之。”我發現，有一些清清楚楚不難辨認的字，書中也用缺字符號□代替了。例如丁文江在一封致胡適的信（1929年5月21日）中說到康有為，“這位先生的固執自大簡直是□□□第二。”（第250頁）這里被省略掉的三個字，清清楚楚是“孫中山”，丁文江對康有為、對孫中山有一點不敬，只是他個人的意見，有什么必要為之遮掩呢？

書中附錄了董作賓致傅斯年、李濟的一通電報，末署“董作賓叩□”（第282頁）。這里□所代的是個“灰”字，也是清清楚楚的。那時拍發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日期常用平水韻的韻目來代替：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魚……，這“灰”字代表的是“十日”。董作賓的這份電報是4月10日發的?？磥砭幷卟恢肋@里的“灰”字是什么意思，就按照無法辨認處理了。

第七卷卷末附編有《丁文江先生年譜》，是一部洋洋23萬字的大著作，收集有關丁氏生平材料甚多?？上У氖菦]有重視時代背景的交代，讀者面對這許多材料反倒不無凌亂之感，看不出頭緒來了。例如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這部年譜里就很少反映。年譜中第一次出現“北伐”二字，是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舉兵北伐。”（第440頁）這就不對了。1926年7月4日，國民革命軍發表北伐宣言，7月9日在廣州誓師北伐。事實上是先有北伐軍的攻克南京，才能夠有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的。北伐戰爭中，國民革命軍和孫傳芳部的大戰，直接關系到譜主的升沉榮辱，在年譜中竟無一字反映。奇怪的是，年譜中竟出現了這樣的記載：1927年“5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日軍為阻北伐，在濟南制造慘案”（第441頁），就把1928年發生的“五三慘案”提前寫到1927年來了。如果想一想北伐戰爭的全過程，就會明白這一連串歷史事件的先后次序，就不會弄錯年份了。

諸如此類的時間錯亂可能還有。例如1926年：“10月5日，顏惠慶在日記中寫道：丁文江來訪，他才從奉天回來。”（第430頁）丁文江有過在1926年10月5日以前不久到奉天（今沈陽）的事嗎？人們知道的，這時他正在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的任上，正忙于為了收回上海會審公廨的事與有關各國總領事談判。這中間他怎么能抽出時間赴奉天一行呢？手邊無《顏惠慶日記》可查，估計年譜在引用此項材料時，年份或月份有誤。否則就難以理解，須作出說明。

我沒有精力給全書作勘誤表。只能舉一點例，以供參考。在看到書中大量存在的史學方面的錯誤之后，我對于第一卷前面的那篇13萬字的前言，竟沒有拜讀的勇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