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步不帶“臨時工”玩

  勞動合同法通過后,我來講一個“臨時工”的故事。我已經為這位“臨時工”負擔一種義務,為此受到煎熬,他的遭遇已經成為我的煩惱。
 ?。玻埃埃纺辏翟?,我在《南方都市報》專欄里寫了《讓勞工的痛苦有地方申告》。話說得這么客氣,不就是“申告”嗎?你感到厭煩,不理就是了??墒怯霉挝贿€是不諒解,“臨時工”的雇主——廣州某公立學校的領導就找到他,說你既然都告訴了媒體,那現在就聽便吧! 
  “臨時工”叫何長林,他已經在這所學校工作了15年。根據中國國情,他就是工作50年,也該叫“臨時工”。他沒有節假日,每天把校園打掃得干干凈凈,當上了清潔班的班長,但從沒領過加班費。近年開始,他被扣繳過“保險費”,卻沒得到過保單收據。從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何長林就這樣“臨時”過來了。
  如果把這樣的事跡搬上《新聞聯播》的“勞動者之歌”,那是再合適不過了吧?可是不行,他是“臨時工”呢。這倒無所謂,反正他做夢也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問題是,現在他的“臨時狀態”也維持不下去了。學校通知他:從今年勞動節開始“休假”3個月后再去上班,那時他將成為“正式合同工”。
  感到慌張的他給我了打電話,我又給周立太——著名“民工律師”——打了電話。周律師說,這一招他見得多了,叫“強行中斷工齡,以達到克扣工人福利的目的”。為慶祝屬于全世界的“國際勞動節”,我寫下前述文章為他呼吁,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文章惹領導生氣,何長林在學校懸空。我只好接著聲援,周立太律師愿意提供法律援助。既然有人援助和鼓吹,何長林開始按法律程序“申告”——他向勞動保障部門申請仲裁,要求補償15年的加班工資。
  但他要過很多關口——
  首先,先向勞動機關交仲裁費3210元!此前,相關部門已經告知他“基本沒戲”。既然結果已自明,還有必要去交這個錢嗎?有。因為必須過了這一關,才能上法庭打官司,這是中國法律的規定。換句話說,他必須花三千多塊錢去買“不服裁決”的裁決,作為邁進法院的門檻。
  而仲裁機關約定的審理時間,押到了7月??梢灶A見,等拿到裁決,再到法院申請立案,再等待法庭判決,即使一切順利,也要3個月。目前的情況是,向勞保部門交了三千多元,又“休了一個多月假”,他已經到了沒飯吃的境地。
  這就是“申告”的艱難和代價。我覺得何長林的故事不僅跟黑奴工有同樣的內涵,而且有更寬的外延。你可以說農民兄弟和童工是被騙進黑磚窯的,但更應該說是被經濟和權利的雙重貧困逼進去的。黑奴工之所以“后繼有人”,就是因為有更多的何長林缺乏經濟和權利保障。
  何長林年富力強的歲月已經被“臨時”掉了。其間,中國的經濟總量翻番,他服務的學校也漂亮多了??墒?,這一切都注定與他無關,他隨時得準備離開他親手參與建設的“進步了的環境”。他為什么不能與大家一起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呢?如果因為學校方面的原因必須讓他離開,為什么不能按法律的規定給予補償呢?他都這么大年紀了,讓他兩手空空的到哪里去,讓他一家人的生活如何可以持續呢?可以想象,何長林以后的生活只能更加“臨時”了。
  而他,只是千千萬萬中國勞工中并不算最壞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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