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維權新樣本：中國工人加入日本工會

在日研修的女工正在工作中。 　圖/南方周末資料圖片

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日本仙臺機場國際入口檢票處，背著大包的中國工人楊廣突然開始撒腿狂奔。“來人啊，不好了——”他邊跑邊喊。

身后兩名日本男子大步追上他之前，楊廣跌跌撞撞跑到國內入口處，抓住兩名日本女警的胳膊，說：“他們要把我送回國！”

而此時，從東京趕來“營救”楊廣的“東京華工會”執行委員長吳曉亮也被按倒在地上。緊追楊廣的兩名男子是日本一家建筑公司——大町總業的分店店長和一名辦公室人員。

警察只好將他們全部帶至機場的警務辦公室。經問詢，警方認定大町總業員工強制遣返中國工人楊廣不合乎法律規定，命令工作人員將楊廣已被托運的行李從飛機上卸下，并辦理退票手續。

“你們欠我的各種工錢有將近100萬日元（約7.5萬元人民幣），就算不全給我，也要給我個六成。”楊廣說。“好，可以給你，你先回中國去。”大町總業的分店店長說。“在日本你都不給我，還讓我回國？”

“100萬日元”的糾紛

雖然沒能拿到錢，楊廣畢竟得以繼續留在日本。然而，就在這天上午，大町總業以“日語不好”和“對待課長態度惡劣”為由，口頭宣布將技能實習生楊廣解雇。

離開機場后，他只能寄住在日本勞動評議會（以下簡稱“勞評會”）仙臺支部的辦公室里，每天都在想著跟“前雇主”大町總業“討公道”。

勞評會是日本一家規模不算大的工會，在日本各地有13個支部，一百余職員。這家工會目前在日本媒體中表現活躍，常常幫助解決外國技能實習生和研修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而東京華工會是一個以“協調勞資矛盾”和“提高外國工人生活福祉”為政治主張的社團組織。他們長期與大町總業的中國工人保持聯系，并提供翻譯等服務。

今年8月16日，楊廣和大町總業的另外21名中國工人一起，在東京華工會的介紹下，正式加入勞評會，成為其會員。目前大町總業共有近40名中國工人，主要是做建筑工地上的“架子工”。根據日本相關法律，他們第一年被稱作“研修生”，第二、三年轉為“技能實習生”。

中國工人們對雇主大町總業的不滿，經歷了漸漸積聚的過程：應當8點開工，卻長期要從6點半開始工作，而且不計入加班工時，“周六干活也不給加班費”。而今年4月起，沒有任何解釋，原先談好的月收入13萬日元被降至11.2萬。出國前，中國的勞務輸出公司承諾每月保險、房租和水電等扣款不超過2萬日元，“但現在每個月都超過3萬，有時候將近3.5萬”。

工人們經過計算，一年多時間以來，每人被雇主克扣的薪水接近100萬日元。

讓工人們更憤憤不平的是，時常有中國工人被解雇并遣返回國。“有一個叫王雙的工友，他日語是我們里面最好的，可以考二級。日語好了就經常要幫著別的工友去說話，就因為說話多，前些天他被開了。理由是他日語不好。”大町總業的另一名中國工人王維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楊廣被解雇的理由同樣是“日語不好”，可實際上，他也是因為日語好而主動替5個工友說話——他們的下班時間本應該是6點40分，而課長給他們記錄為6點30分。“就差幾分鐘，200日元（約合人民幣15元）的加班費沒了。”

與課長爭執之后，楊廣扔下一句“我不要了行不行”。沒想到幾天后，他接到分店店長的通知，調他去總公司工作，第二天一早啟程。

楊廣隱隱地預感到不妙。他立即給東京華工會的吳曉亮打電話，而得知第二天，仙臺機場正有飛機飛往大連。

一旦被解雇遣返，別說加班費拿不到，自己在國內勞務輸出公司“大連國際合作公司”的3萬元押金恐怕還有損失。他當下與吳曉亮和在總公司養傷的工友王維慶商議，一旦有問題，機場救人。第二天，躲在一旁的王維慶不但看到了楊廣的手勢，還看到了公司三人將楊廣強行押進車里。于是，他立即給吳曉亮打電話，而吳曉亮從東京火速趕往仙臺機場。

“好不容易找到組織了”

10月18日，在大町總業總部所在地，宮城縣多賀城市的市民活動支援中心，勞評會仙臺支部召開了支部會議，和中國工人、東京華工會代表一起，討論“戰斗策略”。

會議決定在10月24日和25日召集工會成員集會，在公司門口喊話，并在公司門前和臨近地區派發傳單，包括與公司有業務往來的生意伙伴門口。如果這些舉措均無效果，則考慮到地方勞動部門申請行政命令讓公司與工人對話。“不到萬不得已，我們不會考慮罷工。”東京華工會執行委員長吳曉亮說。

總體而言，日本的工會在與資方談判時態度相對溫和。據日本厚生省統計，截至2008年6月，盡管日本共有2.7萬個單一性質工會，工會成員數為1006.5萬人，罷工卻并不常見。

但中國工人們已有點不耐煩了，“我們一直要求罷工，或者到縣政府門口去鬧一下，但工會不讓我們這么做。他們說要走程序。”

工人們的情緒部分也源于簽證——他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簽證將于明年1月到期而必須回國。但資方現在的策略就是拖延，這讓工人們感到焦慮。東京華工會的吳曉亮向工人們表示，若糾紛不能解決，將幫助工人們申請簽證延期。

實際上在1980年代以前，日本工會中基本上沒有外國工人會員，因為那時在日本的外國勞動力人口很少。但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非正式雇傭工人增加，新的工會類型“社區工會”開始面向所有地區、所有職業、所有類型的勞動者。

這次糾紛中，中國工人們最先試圖向中國中介公司尋求幫助——畢竟工人們需要向這種勞務輸出公司繳納一筆不菲的“管理費”，楊廣所在的大連國際合作公司收取的標準是每人每月1萬日元?？墒侵袊薪楣镜呢撠熑烁嬖V他們，去找日本當地接收他們的勞務公司解決問題。

日本勞務公司“米亞比（音）勞動組合”的態度“倒是好些”，“翻譯每次嘴上都答應，幫我們去找公司談。”工人們說，但一切都還是老樣子。

中國工人們也想過請律師，但聽說請律師要先交20萬日元的不返還的費用，而且即便能要回來錢，律師還要提留10%，“加上打官司的花費，估計就不剩什么了。”

實際上，這些中國工人出國前接受培訓時，勞務公司就曾告訴他們，到日本禁止加入教會、工會。此次中國工人加入日本工會的事經當地媒體披露后，中國的勞務公司曾給工人們打電話，要求他們退出工會，由公司出面解決勞資問題。

工人們拒絕了，他們說：“我們好不容易找到組織了。”

“不能在這一棵樹上吊死”

“自己的組織”不意味著免費。勞評會的會費約為會員月收入的1%，新入會的中國工人需要每月交納1000日元。除此之外，他們與勞評會和東京華工會達成協議，如能索回被克扣的薪水，將向二個組織分布分別交納索回金額的10%作為“酬謝”。

隨著日本老齡化加劇，研修制度日漸淪為日本企業從發展中國家招募廉價勞動力的重要渠道。

大町總業的中國工人們第一年“研修”，月薪只6萬日元。而同樣工作量的日本工人月薪最少也20萬日元。

在勞評會10月18日的會議中，工會干部告訴中國工人們，外國研修生實際已經變成“奴隸”。

情緒正在發酵起來。大町總業的很多中國工人都在講，“日本人嘴里總是‘八格’，中國人最煩這個”。

但工人們也承認，多數日本人還是友好的。王維慶在醫院養傷時，同病房的病人和家屬們聽說他們的遭遇，“都罵公司是混蛋公司，老板是混蛋老板”。

楊廣從機場返回后，勞評會在當地召開了小型的記者見面會，2家電視臺和5份報紙對大町總業的研修生勞資糾紛進行了報道。

10月5日，大町總業返還了扣押的工人們的護照，以及之前扣留的的每月2萬日元“保證金”，但除此之外，資方向勞動部門發傳真稱，“不再有任何非法克扣的薪資”。“老板比較害怕，主要是躲著。”東京華工會的吳曉亮介紹說。

隨著時間的拖延，中國工人對工會的樂觀情緒也在削減。“我們不能在這一棵樹上吊死，”楊廣說，“下星期要不行，是不是應該把事情‘推上去’，我也要找找中國大使館。”

（馮倩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