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經歷

  我和王岐山從小在一個機關大院里長大,對他的早年經歷算是略知一二。


其父經歷坎坷
    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記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從上海奉調進京,我和姐姐、妹妹隨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歲,我們同住一個機關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們兩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歲,因此兩家的三個同歲孩子,便常?!芭鋵骸痹谝黄鹜?。
    我父親是知識分子黨員干部,可惜調到北京不久就領到一頂“支持右派向黨進攻”帽子,1958年報中央監察委批準,留黨察看二年,行政職務也一并撤銷。王岐山的父親,當年并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內向,似乎不大喜歡多說話,倒是他母親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見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親也是經歷坎坷。
    王岐山的父親當年是建設部直屬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29年,他從南開預科考入清華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時清華每屆也就錄取一百多人,王的父親1933年從清華畢業,在那個年代應該算“稀缺人材”。我后來聽王岐山說,他父親清華畢業去了青島,工作幾年,抗日戰爭便爆發了,他父親不愿給日本人干,青島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沒辦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親的老家——山東平度,在山區做教員。
    當時的山東,遍地抗日烽火,不過,共產黨在山東有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有抗日游擊區,平度,剛好是國民黨的游擊區。命運使然,平度的國民黨看到王岐山父親很有些抗日情緒,就給這位清華畢業的山區教員封了個“上尉”。及至抗戰勝利,青島成了國民黨的五大“特轄市”之一,城市建設迅即提上議事日程,王的父親當然返回青島,重操舊業——做城市規劃,搞土木建設。
    1949年,國民黨給王岐山的父親買了船票,勸其從青島“撤退”臺灣,可王的父親認為:有能耐,有技術,共產黨來了也要搞建設,何必跟著腐朽的國民黨瞎跑呢?于是留了下來。沒想到1950年代初運動一來,就有人把王家給查抄了。運動后期,黨組織一查:王的父親的那個軍銜徒有虛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設部還是指名道姓,要把這位高級工程師調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親聊天,說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說,“也虧了那次抄家,受了驚嚇,從此不敢亂說亂動”。王岐山對我說,他父親的不愛說話,大約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過,“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傾斗爭,他父親卻因為“說話少”而躲了過去。直到“文革”爆發,一度領取過國民黨上尉俸祿的這樁陳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來。
    還好,“文革”來臨,知識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親那時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掃單位衛生。而我的父親,卻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會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記得1980年代初我調回北京,去父親的原工作單位申請落實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沒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設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攙扶著王老先生也去談政策落實事項??吹贸鰜?,王岐山和我一樣,也是孝子。
    我父親1968年去世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親——機關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崔大媽。我父親的“問題”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個“文革”期間,崔主任不僅從來沒有歧視過我母親和我們家,還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著我母親的手坐在床邊,好言寬慰。
    王岐山母親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親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壓氣氛下,遠親不如近鄰,我母親“文革”后搬離那個大院的時候,還再三叮囑我,一定要去和熱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個招呼,那時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丶姨揭暷赣H,也不忘給母親過生日。

少年往事

    “惡毒攻擊雷鋒”


    王岐山是1956年從青島轉學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是上??谝?,王岐山則是青島口音。對于讀小學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卻了,王岐山倒是好記性,他不僅記得我是上??谝?,而且回憶說,剛剛轉學到北京的時候,班上還有一位山東籍的同學叫“蓋學良”,也有山東口音,因為班上有人笑話他們倆,他們還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時候,我和王岐山關系不錯,中學時代我們不在同一所中學,沒有很多來往,但“文革”閑得無聊的時候,我們還是常常在一起打籃球。
    下鄉插隊之前,我曾隱約聽說,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區重點中學)讀書期間,曾犯過“小錯誤”,受過“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證,他犯的是什么“小錯誤”,王岐山笑著說:“啊喲,那可不是小錯誤、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聽他解釋,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級的優秀學生,常常會奉命擔任初中對應班級的“輔導員”,王岐山讀高一的時候就擔任了初一年級的輔導員。那個班上有個同學頗傲氣,一次開會,他堅持說自己的世界觀百分之百沒問題。作為輔導員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談話,希望他能謙虛點。
    王岐山說,“那時候,高中政治課上正好在講艾思奇的哲學觀點,課余時間,我又比較喜歡看書,就把艾思奇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找來看了,我贊成艾的觀點,從哲學高度看,說一件事、一個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絕對。于是我在和這個同學談話時,講到這么一個觀點:如果雷鋒還活著,他也不能說自己的世界觀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第一,從哲學的高度看,‘活到老,學到老’才是正確的;第二,一個人如果這樣說自己,未免太過驕傲……”
    那個初一的同學當時表示同意王岐山的這番話,但后來,他把王岐山的這些“大實話”——特別是用雷鋒作比喻的說法給傳了出去,同學們傳來傳去,傳得多了,就走了樣,等到“文革”來臨,就有人把王岐山的這些話給“捅”了出來,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會上,同學們批判了“惡毒攻擊雷鋒”的王岐山。
    下鄉插隊之前,解放軍奉命進駐學校,王岐山支持恢復學校秩序,軍代表當時就給王岐山平了反。這時候,那些曾經批判過王岐山的同學有點擔心,王岐山對他們說,運動來了,誰都可能說錯話,辦錯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來對我說,“很可惜,插隊之前,他們把批斗我的照片、錄音找來,都給銷毀了。要是留到現在,其實倒挺有點紀念意義呢?,F在校慶時,我和這些同學再次見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談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鄉插隊,我去了內蒙古,他去了陜西,我們沒有聯系。


( 責任編輯 鄧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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