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藏拙或補拙，說話或不說話
止庵是純粹的讀書人。
7歲時趕上了“文革”，家里的書被紅衛兵抄走，整整10年處于饑渴狀態。當時最大愿望是能有一本詞典，求而不得，就看《毛選》后面的注釋，增長文史知識。
1977年考上北京口腔醫學院，上下班在公交車上看了至少100部書。沒有座位時就站著看，趕上車里擁擠不堪，就高舉書本，貼在車頂，照看不誤。
畢業后他當過兩年牙醫，后來覺得不合適，調到了《健康報》當記者。當時他已開始在報紙雜志上發表詩和小說，筆名“方晴”?？稍谖膶W最火爆的時代，他卻陷入了低潮，“什么事都不愿干，也不愿寫作”。每月幾十塊錢的工資，生活極窘迫，“可以請朋友吃飯，但每月只夠請一次”。
止庵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
1989年對止庵意義重大。那一年他離婚了，一個月后進入一家外企做醫療儀器銷售，一干11年。他并不后悔這段經歷。多年以后看到奧威爾的傳記，奧威爾年輕時窮困潦倒，但太太對他很好；等到他的《動物莊園》出版，聲名大振，太太卻去世了。
“生活中有種冥冥的力量，”止庵說，“就像車一樣，之前不知道為什么就是啟動不了，后來終于慢慢開起來，只不過乘客已經下車了。”
1995年他“重操舊業”，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寫筆記。有天突然冒出一個出版商說要給他出書。第一本書《樗下隨筆》就這樣出了。“樗”是莊子提過的一種大而無用的樹，他家院里也真有這么一棵樹。之后，就好像某個關卡打通了，找他出書的人絡繹不絕。在公司期間就出了五六本。
2001年，止庵辭職，成為自由作家，但他常常會想，把有限的時間用來寫書而不是讀書，究竟值不值得？他仍是一介書生，穿著中式汗衫、黑布鞋，生活簡樸，只有買書買碟才不計成本。談起人生，他引用加繆的一句話：“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止庵
原名王進文，學者、散文家，1959年生于北京，當過醫生、記者等。著有《樗下讀莊》、《插花地冊子》、《如面談》、《苦雨齋識 小》、《周作人傳》等。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36種)，主編《苦雨齋譯叢》(16種)、《周氏兄弟合譯文集》(4種)、《張愛玲全集》（09年出版 10種）。
思想本身就是現實
人物周刊：你編過一套周作人文集，又寫了《周作人傳》。最初是如何與他相遇的？
止庵：最早接觸周作人的書是在1986年。之前看的都是比較煽情的，突然看到一個心平氣和說話的作家，覺得挺奇怪的，是一種文體上的震動。周作人影響我最大的是他寫文章的態度。寫文章有兩種態度，有的人寫文章如談話，有的人如講演。講演要調動觀眾的情緒，要煽動，但周作人說寫文章有如朋友之間的談話。
一次，我去聽一場四重奏音樂會，我發覺那些藝術家演奏時不是在和觀眾交流，而是彼此之間在交流。只有他們之間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觀眾只不過是旁聽的。這就如同寫文章，好文章像朋友之間的交談，讀者偶然在旁邊聽到，愿意聽就聽，不愿意聽就不聽。
人物周刊：你寫的《周作人傳》說出了什么新東西呢？
止庵：我寫的主要是周作人的思想歷程。一個人的思想有獨立的價值，跟這個人做過什么事未必有很大關系。20世紀中國缺乏純粹的思想者，周作人、魯迅、胡適都不夠純粹。他們對現實介入很深，因為他們的基本宗旨，就是啟蒙主義，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在把思想變為現實上付出了太多的時間和代價，事實證明這實現不了。
周作人一方面講“教訓之無用”，一方面講“道義之事功化”，這是相互沖突的。他的悲劇也就在這里。“道義之事功化”針對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但我覺得道義本身就是事功，思想本身就是現實。如果思想一定要變成行為才有意義，你回過頭看那些先哲，無論中國的還是西方的，他們的大部分思想從來沒有實行過，我們能說這些思想沒有意義嗎？沒有這些思想，我們的現實將是多么黯淡乏味？
人物周刊：就像周作人說的，“好思想寫在書本上，一點兒都未實現過，壞事情在人世間全已做了，書本上記著一小部分。”
止庵：對。這段話我最佩服，覺得是他思想的極致。你們辦雜志，真覺得有人會因為看了雜志改變嗎？真有人會覺悟、洗心革面嗎？我覺得不可能——那為什么還要思想、說話呢？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其實天生仲尼，萬古還是長如夜。但孔子好比一個火炬，這個火炬在黑夜中，黑夜就不再僅僅是黑夜，思想的意義、說話的意義就在于此。
人物周刊：周作人在當下的意義是什么？
止庵：周作人說過：“文化與思想的統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這個思想我覺得非常好。你說這點經過這么多年已經成常識了，我看未必。思想這東西，我統一你的，你受不了；你統一我的，我受不了。夫婦倆還可能同床異夢呢。
周作人思想的另一個可貴之處說來是很現實的。嚴復翻譯了《天演論》，中國人終于得到了思想武器，大家都為之振奮：我們要做強者，物競天擇，弱肉強食。魯迅1898年讀《天演論》也特別激動。但周作人想的是，強不了的一方怎么辦？他提出要在“天演”的背景下去關懷弱者。這個思想到現在也還是難能可貴的。
不僅周作人，他們那代人有很多寶貴的思想遺產，有些被我們汲取了，有些我們還不夠重視。我希望這些能真正轉化為常識。
先讀塔尖上的張愛玲
人物周刊：除了周作人，你還特別鐘愛張愛玲，為什么？
止庵：主要是因為她的小說、散文寫得好，見解也很深刻。我們說到一個時期的文學，都是金字塔形的，塔尖上可能有一兩個人，往下一層三五個，再往下一層有十來個，最底下一層成百上千。有的人看書從下往上看，還沒看完底下那層，時間和精力已經用完了，結果永遠沒接觸最高的。我先看塔尖上的，看了張愛玲之后，有好多作家就可以不看了，我寧愿把塔尖上的人看5遍8遍。
我覺得讀書也有核算問題。對我來說在書柜前挑書是最難的。我盡量避免盲目看書，因為選了這本書，就意味著放棄了另外一本書。俗話說“開卷有益”，這是針對從來都不開卷的人說的。卷與卷有很大區別，開了這個卷，同時就不能開那個卷，而且可能你一輩子都開不了那個卷了。
人物周刊：現在你一年看多少書？閱讀速度快嗎？
止庵：我看書不算快，一般說來一周看一本書吧?？磿ǖ臅r間跟故事情節、內容不一定相關，而跟另一個東西相關：如果一個作家花幾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寫一本書，你不可能很短時間把它讀完?？梢哉f我讀書的速度跟作家寫書的速度相關。有的書確實只需一小時就看完了，但是這樣的書大概根本就不會去看吧。
人物周刊：你的閱讀經歷中，哪些書對你影響最大？
止庵：在報社工作時我擬了個書單，想系統地看點書。從先秦入手，花了4個月，把《莊子》認認真真看了一遍，寫了一本筆記。以后10年里，我看了100多種《莊子》的注本，然后重寫了一本筆記，整理成《樗下讀莊》出版。由《莊子》進而看禪宗語錄，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肚f子》和禪宗語錄好像給我一場洗禮，我幾乎由此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這個影響，歸根到底就是《莊子》說的“吾喪我”，也就是拒絕固有的價值體系，不在這一體系之內作判斷，無論“是”還是“非”。我覺得輕易接受或否定現成定論，都是思想自由的大礙?；蛟S我的結論與定論并無不同，但那是我經過一番獨立思考得來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就可以寫文章，也可以研究一些我感興趣的題目，譬如周作人，譬如義和團運動。
人物周刊：可即便如此，說出的話仍可能是陳詞濫調吧？
止庵：我覺得有兩個詞特別可怕：一個“想必如此”，一個“理所當然”。我不想說人云亦云的話。這個世界說話的人太多了，應該少說，如果要說，就應該說些像話的話。但做到這點很難，第一得知道別人說過什么，第二得知道別人說得對不對。不知道肯定不能說話，知道一點也不該說話。藏拙是一種好的人生態度，這事情是你的短項，你就別說；還有一種態度是補拙，如果你想對這個事情發言，你就去多知道點兒，然后再說。
我們這個時代是欣賞的時代，不是創造的時代
人物周刊：你出了這么多書，怎么看寫書這件事？
止庵：19世紀中葉以后100年是創造的時代，出了很多畫家、作家、音樂家。但之后就停歇了，不怎么出大家了。在每個創造的時代之后可能都有一個欣賞的時代。假如真是這樣，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就是個欣賞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你整天想寫作，這是不是劃算，是不是對？我有時算這個賬：花這么多時間來寫作，不去讀別人的書，這事是不是值得？別人讀你的書而不讀其他的書，值不值得？進一步講，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創造？周作人說過，“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給。”我讀了很有感觸?；ㄒ簧鷷r間讀書而不寫作，這樣的人生未必是失敗的。
人物周刊：那為什么還要寫作呢？
止庵：我有一條人生的經驗：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必須認真去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而可以湊合。比如說吃飯，非做不可，那么泡個方便面湊合一頓也沒什么問題。女孩子化妝不是非做不可的，不是有“素面朝天”一說嗎，口紅可以不抹，但要買口紅的話就不能在路邊買，一抹嘴腫了怎么辦？一定得去個好的店。寫作也是可做可不做的，要做的話還是得認真。
人物周刊：有人說你寫文章像周作人。
止庵：周作人的書，著譯共1000多萬字，我完完整整看過好幾遍，還寫了《周作人傳》，我自認是知道周作人的人。但要說彼此的相同之處，只有兩點：一是行文的態度，二是人道主義思想?？鬃?ldquo;仁”的思想通過周作人的闡釋深深影響了我，我文章里面如果有一點人文關懷，就是從他那兒來的。
人物周刊：你說到“人文關懷”，那么你會關注現在的社會問題嗎？
止庵：我并不是不關心社會問題，但我不愿意在表面層次做文章。有些雜文家，哪兒出了飆車案，哪兒出了鄧玉嬌案，立馬寫文章表達憤怒。我知道社會需要這種聲音，但我寫不了。我覺得這些事情后邊有更深刻、更本質的東西。
（實習記者劉曉旋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