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應該拿出一個頻道啟迪心靈——對話時間
現在的人沒有什么價值觀，只想出鏡
人物周刊：為什么一看電視就要生氣？
時間：新聞語言發展得如此之慢，這是我沒有想到的?，F在直播增加了，知道了同期聲的運用。但審美習慣還沒有建立起來，個人化的語言、發人深省的語言、老百姓愛聽的語言，很少有人琢磨這個。
很多習慣不好。一有大事件發生，如果外部環境嘈雜，出鏡記者就聲嘶力竭猛喊。連基本常識都沒有，外面的聲大，話筒是有指向性的，你嚷嚷什么。人家在家看電視就看你著急了。最可笑的是“請順著我左手邊看”、“我手里拿的是……”，不是手里拿的，難道是腳里拿的嗎？這不廢話嗎！
我一直要我們部門的年輕人少說廢話，稿子里出現“看來”我就算錯字，一個字扣50塊錢。你罵他兩回罰他幾次，“看來”、“由此可見”這種廢話就再也不會出現了。
1988年在新疆拍攝紀錄片《我愛你地球》 圖/時間
1994年在秦嶺拍《東方之子》，左一朱晉洲（攝像）；左二時間；左三溫迪雅（主持人）；左四張朝夕（編導）
人物周刊：你開玩笑說想調到播音部，那里有什么問題是需要你去解決的？
時間：那兒沒教練員，運動員在輔導運動員。很多人覺得我就得說提示器上的話，這是編輯好的，我是播音員，就該這么做。
這是別人的話，你在這兒說你好意思？怎么著也得加點自己的。這個觀點就需要我去灌輸。別人寫的就是好的嗎？你得有改的本事、改的技巧，得知道哪段是最打動人的，你可以把哪句話提前。我可以去傳授“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
人物周刊：可是《新聞聯播》不就是以一字不錯、一字不亂為第一標準嗎？
時間：不是所有節目都是《新聞聯播》，還有《新聞30分》、還有《朝聞天下》，不能說所有的改革都從首鋼干起，咱們可以從小崗村干起。
人物周刊：你覺得現在央視有沒有特別好的主持人或出鏡記者？
時間：有，新聞中心的幾個“老人”，他們是在我們的價值觀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F在的人沒有什么價值觀，只想出鏡，出鏡干什么不知道，覺得出鏡了就踏實了。不少人就想這輩子都活在虛榮里。一位美國名主持說過：“每次出鏡我都感覺是在和世界對話。”你看看人家的抱負。
人物周刊：假如你去了，你會怎么做？
時間：先搞培訓，找幾個學者、專家從知識儲備開始下工夫。電視最核心的還是主持，必須有自己的品牌主持。什么樣的人能打動觀眾？有個性的人，而不是在那兒板著臉說套話的人。
記者直播時有不手忙腳亂的嗎？
人物周刊：地方臺對央視的沖擊相當大，你怎么看？
時間：目前市場最大的是電視劇和綜藝節目。電視劇有像《潛伏》這樣的好東西，說明標準是有的，沒那么多是因為水平不夠。綜藝節目也有好的，像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一些地方臺不上星的民生新聞類節目也非常出色，像《南京零距離》。
何炅和謝娜是我見過的國內最好的主持人，他們走過了從說假話、套話，到說人話、真話的過程，又有機智。
人物周刊：你很喜歡謝娜？
時間：我是從專業上尊重，她很本色。為什么央視的屏幕上不能出這樣的主持人？中央臺記者在直播時有不手忙腳亂的嗎？很少。沒有良好的語言習慣，在隨機的狀態下，你做的東西是看不下去的。
人物周刊：你在發掘和培養主持人上有獨到之處，白巖松、崔永元、王志、董倩都是你推到屏幕前的，你如何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好的語言習慣？
時間：主持人不是培養出來的，人家本來就出色，咱們不過是發現者和引導者。
我選擇主持人有我的標準，就是他必須有自己的獨立性，他的語言必須個性化。沒有廢話是第一位的，然后就是有沒有更好的話來代替。當初《東方之子》主持人的要求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10年前新聞中心就說要培養名主持人、名記者。但名主持人不是培養出來的，是推出來的，人家先天就不錯。名記者也沒有培養出來，到現在也沒有誰干記者出了名。這個機制就沒把主持人當重要元素來看待。都說新聞立臺，其實應該是主持人立臺。
人物周刊：有的人說，現在中央臺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嚴肅但不權威。
時間：如果要做權威媒體，而不只是大媒體，你的權威性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礎上，那你就得面對社會的不同聲音，你要有所積累、有所反映，關鍵時刻有所表態，哪怕是開一個夜間的討論窗口。
不是橫著、豎著飛飛字幕，把電視畫面用信息填滿，天天直播，你的影響力就能做出來的。還得再加一個注腳，要靠新聞評論立臺。我們的領導認為評論節目不好搞，要回避。我認為問題是沒有找到像樣的評論員，而不是內容受限制。實際上任何問題都可以談，就看你的評論員有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政治智慧。
現在媒體語言已經從紀實語言、娛樂化語言升級到了多媒體語言?！锻L城》和《東方時空》曾經為電視行業樹立紀實語言的標準；但娛樂化風潮中央視影響力逐漸衰減；即將到來的多媒體時代中，央視要放下架子，利用原有的公信力，用媒體行動、新聞行動，鑄造新的傳播價值。
悅人耳目的事做得太多，啟迪心靈的事做得太少
人物周刊：央視的哪些問題你最憂心？
時間：我剛開始工作時只有一個頻道，領導催著做節目，因為做節目的人太少了?，F在崗位化了，分工明確，收入和工作量、收視率掛鉤，悅人耳目的事做得太多，而啟迪心靈的事做得太少。
紀錄片是電視行當里最有文化品位的體裁，但我們現在面臨什么問題？沒有投入，甚至沒有播出時段。
電影是虛擬的，你從電影院出來就回到現實了。但電視這東西，滲透進了每個人的客廳、臥室，是最有影響力的。
我們有那么多頻道，至少應該拿出一個頻道來。即便沒有一個頻道，也一定要拿出專項資金支持啟迪心靈、帶有文化品位的節目。
人物周刊：你是較早借用“外腦”的電視人，把一些非電視行業的人帶到行業里來，乃至催生了“電視策劃人”這么一個新行當。這個想法怎么來的？
時間：我們水平不夠。就事論事有點感覺，或者把新鮮事物傳遞出來，有點本事。但你也就是看個熱鬧，想看出門道就只能找學者。
把有個性的學者呈現在屏幕上是值得不斷去做的事，但現在做電視的人并沒有辨識能力，把假學者當真學者去追捧，這是惡性循環。
人物周刊：最近讓你覺得比較有意思的事是什么？
時間：我在做“我的人民XX”系列，包括人民思想家、人民藝術家等等，給一些對中國產生過影響的學者、大家拍照片。
還有10來年我就退休了，我已經進入倒計時了。從1983年在中央臺實習到現在，這么多年有很多遺憾，立足媒體受很多限制。如果僅僅為宣傳需要拍，很多學者往往被忽略，我要給他們樹碑立傳，三五年內，我要自己辦個展覽。
另外，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人物欄目，沒有真正滿意的作品。我跟王韌說了，我要給他們的《大師》欄目做一期水利科學家黃萬里。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講真話的知識分子就是黃萬里。“自古以來，文人無骨”，但他是文人鐵骨，我佩服他。當然現在他的很多事在媒體上不太好說。
人物周刊：現在你希望自己能做成什么事情？
時間：我希望一方面在媒體做些有意義的事，另一方面做符合我個人價值判斷的東西——這些東西我要自己完成，而不是依靠供職的這個平臺。像崔永元做口述歷史的整理，也完全靠個人能力。
到這個年齡，有一批人在做這種對得起歷史、對得起良心的事。我掌握電視語言比較早，有這方面資源，認識基本成熟，不做愧對自己的經歷。
（實習記者劉暢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