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央視已經不掌握標準了

「只要做到紀實，就不容你喊口號了」

時間離開《東方時空》8年了，現在的職務是央視法制專題部副主任，“我的日常工作，說白了就是開個會、簽個字。”

這位1993年央視新聞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東方之子》、《實話實說》等欄目的創設者，因種種原因遠離火熱的第一線時日已久。

46歲的他頭發半白，朋友們開玩笑說，“他終于變成一位‘時間老人’了。”

他對現狀不滿，“像是官僚，我是一個學手藝的，手藝人有活干才充實。”

時間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

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大師》欄目總導演王韌是時間的朋友兼崇拜者，一提起他就長嘆一口氣，“時間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他很為時間鳴不平，認為他應該有更大的舞臺，“他在中國電視人中是獨一份的！我長他6歲，但遇到他之前，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時間第一次見到他就直言不諱，“你的片子說實話我不能接受，惟一可取的是有股子真誠。”

22歲進入央視，30歲參與創辦《東方時空》，35歲任新聞評論部副主任，并兼任《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實話實說》、《新聞調查》總制片……時間和崔永元、白巖松等央視“黃金一代”一起開創并見證了電視影響力顯著提升的那段歷史。

風云流轉，金子般閃亮的日子倏忽遠去。2008年12月，當年一起創業的《生活空間》制片人陳虻去世，時間痛哭一場，在追思堂的留言本上寫道，“我們是兄弟，如今戰友沒有了，戰壕沒有了，沖鋒也沒有了……”

他說自己不太看電視了，“一看就生氣”，那么多出鏡記者、主持人的話語方式停留在8年前，甚至倒退得更遠，“干脆我申請去調教他們算了。”

愚蠢加勤奮，簡直反動！

王韌有一次陪時間到武漢出差，湖北電視臺接他們的司機說了句話，他一直記著。“那個司機是懂行的，他說，‘時間你了不起，你在《東方時空》等于辦了一所黃埔軍校。’”

王韌深以為然，稱時間有“將將之才”。

時間信奉陳寅恪先生秉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最恨手底下的編導將新聞等同于宣傳，“新聞是新聞，宣傳是宣傳，混為一談哪個都干不好。一些很好的新聞題材，非要用宣傳的態度去報道，品質大打折扣。”

《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一書出來時，他一下子買了幾十本，欄目組的每個同事都送了一本，“獨立思考，說真話，不失知識分子的良心，這位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這個。一個欄目要做成什么事，一定是要每一個成員都有這樣的意識。”

“1993-1995這3年，除了對編導技術上、業務上的訓練外，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工作。只要看到片子中有假大空的印痕，我都會用‘文革’式的語言罵那些片子是‘大毒草’、‘臭大糞’，每天口干舌燥，到了晚上話都說不出來。”

他曾怒批王韌，說他“愚蠢加勤奮，你他媽簡直反動”、“愚蠢，你編的整個一反面教材”！

“我對人不對事。事在人為，我們的工作永遠是對著人來的。一部片子中的毛病，往往是觀念和思想方法有問題。思想上的問題是要反復的，所以我更多是做人的工作。”

多年之后，欄目組一些老編導有時被環境、采訪對象牽著走，稍一流露廉價歌頌之跡，他就怒斥人家“叛徒”。

自稱“手藝人”的他不甘每天開會、簽字，主動承接了一些大型紀錄片的拍攝任務，近年來先后推出《抗戰》、《輝煌六十年》等。

對這些片子，他有清醒冷靜的認識，“歷史題材紀錄片，如果不具備反思的力量，一文不值！我們做的頂多是一個有深度的、不那么淺薄的宣傳。”

“調子太灰”的《天安門》

紀實是一種手法，但在時間看來它更是一種思想。他的新聞觀就是客觀、冷靜、克制地記錄這個世界。“只要做到紀實，就不容你喊口號了。”

他大學時代就受紀錄片的影響，工作后更與社會上的獨立制片人有很深的交往。1988年，25歲的他被當作人才，特批做一部20集的系列片——《天安門》。“那個時候能有這種資格和待遇的人，多是四五十歲以上的老同志，用當時領導的話說就是‘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你做’。”幾年后，他推出仍屬計劃外的《實話實說》，臺長楊偉光說，“我不好意思打擊你的積極性。”

他與大學同學陳杰、王子軍以及社科院的鄺陽一起成立了實驗小組“結構 浪潮 青春 電影”。這是新中國第一個非主流的民間電影團體，吸納了中國紀錄片最早的一批獨立制片人。

1991年夏天，實驗小組在馬路牙子邊開了幾次會，商量著“開個更大的會，要讓搞紀錄片的朋友和他們的作品集體亮相，把我們看到的真理介紹給大家——我們要影響整個電視屏幕！”

哥兒幾個折騰到深秋，后來成為中國新紀錄片運動標志之一的“新紀錄片研討會”終于在北京廣播學院召開。吳文光的《流浪北京》、何建軍的《自畫像》、傅紅星的《西藏：50年代社會紀實》、王子軍的《京城散記》、張海芳的《哈那斯湖》都在會上播放了。

為了讓活動不那么“地下”，他們特地請了帶官方色彩的《望長城》和《押運兵》的作者。

時間耗時4年所拍攝的8集、7小時的《天安門》因為“調子太灰”沒能播出，“它是生活的客觀反映，沒有直接批評政府，但也沒有渲染建設的成就、革命的理想、幸福的生活，沒有使用宣傳語言。而依照二元思維定勢，如果不是積極的，那就是消極的、灰色的。”

參加會議的有幾百人，很大的階梯教室都坐滿了。“我敢說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紀錄片，從來沒想過電視臺不能放的片子也能做，一些老師難以接受。”

活動結束后，學校方面出了紀要，壓根沒提《天安門》和《流浪北京》這兩部片子和那些作者的名字。

1992年，由于《天安門》“違反了宣傳紀律”，時間遭到了“一個非常小的處分”——調離專題部，到新聞采訪部當記者。時任臺長楊偉光勉勵他“年輕人犯點錯誤不要緊，主要是接受鍛煉，到新聞一線去”。“臺長的意思可能是，我的調子‘灰’，那就讓我看看國家的建設成就。”

讓老百姓有自己的話說

《東方時空》草創時，總制片人孫玉勝希望時間做《焦點時刻》的制片人，他沒同意，而是選擇了人物欄目《東方之子》。1993年1月26日除夕夜，他一個人坐在燈下，寫了后來被稱為《東方之子》“第一份綱領性文件”的欄目設想。“樸素、真切、現場感、紀實感、人情味、輕松、自然”是他對這檔節目的定位。

“在《東方時空》之前，中央電視臺幾乎沒有訪談類節目，或者說電視少有訪談這樣的節目樣式，少有記者現場的形象，也少有老百姓的采訪。那時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在屏幕上是罕見之物。我想把普通市民、老百姓、觀眾真正推到屏幕上。”

“我當時做《天安門》，大量的人物是以談話的方式出現。其中滿清皇宮最后一個太監將他當年的經歷娓娓道來，故事非常精彩，其實也就是3分鐘左右，但當時人們無法忍受長時間談話。某位領導用快進的方式將片子看下來，說，‘要這么多同期聲干嘛？’當時除了領導或重要人物，普通人物上電視是沒有自己的聲音的。”

他聽臺里的老同志講，在電視新聞用膠片拍攝時期，因為同期聲技術很難操作，所以極少使用。偶爾要錄一段同期聲，為避免被采訪對象說錯，先寫好“大字報”掛在攝影機旁，讓對方照著念。又恐其眼神死板，于是同樣內容寫兩份分掛兩側，讓他左邊看完一句再看右邊，以調動眼球。在當年，這是“令人尊重的發明”。

運用訪談的方式還有另外一層深意，就是借此推動真誠交流。“大家聽慣了報告，聽慣了表態，聽慣了千篇一律的套話，千人一面的‘假大空’。作為一個日播節目，用這種新的表達方式，每天都能熏染和刺激人們的話語模式、思維模式。”

“現有環境中，不是說你有什么想法就能實現。一個非常好的想法或創意被大家普遍認可后，仍然需要很巧妙的工作方法、程序才能實現。希望發現真理，真理也好像就在眼前，已經看見曙光了，但就是有人捂住你的雙眼。那時候心里非常悲涼。憤怒出詩人，這種挫折，能讓人的思想豐富而且有韌性。

“當了管理者，我非常明白部下的創作追求，但同時也知道上級的審查要求。二者發生矛盾，我從中做協調工作，這時候感覺到的壓力是最大的。”

這些年痛苦感越來越深了，“我意識到在這樣一個機構里從事創作是不太可能的，任何媒體對紀錄片的獨立性都構成損傷。自己所付出的心血與最后呈現的內容完全不成比例，有時候都有些傷心，我用的那些心人家能看得出來嗎？”

他曾為自己開出150萬的轉會年薪，但終究沒有挪窩兒。“商業力量的約束和體制的約束是一樣的，或許還會更直接。也許我可以在另外的平臺上，哪怕不是一個平臺而是一個針尖，我也愿意站一下。我覺得隨著網絡影響力漸大，真有這種可能。這就是我對活著的價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