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懸 生活激烈 音樂恒溫

很多人把音樂當作夢想，但它從來不是我的夢想。選擇音樂是因為當時我理解，音樂可能是我天生就比較知道要怎么做的一件事

如果張懸生在大陸，她應該是個不折不扣的“官二代”。本名焦安溥的她有個比她更出名的父親——兩岸談判的第一任?；鶗貢L焦仁和。

按父親原先的設想，張懸應該一路安穩地上大學，念經濟，有一份體面的工作，過安定的生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兩星期內跑了內地6個城市巡回演出，即使上了精致的妝，也掩蓋不住疲倦的面容。

有樂評人這樣評價張懸：她是惟一一個身在四大唱片公司，還能用地下音樂的“live house”形式進行傳播的藝人。無論身處多么光鮮亮麗的舞臺，她總是懷抱一把吉他，演唱起來不急不緩，每首歌間隙都不忘和臺下的歌迷們聊聊天。話題關于生活、音樂，還有她的迷茫和反思。這樣的演出方式從她18歲開始在臺北女巫店酒吧駐唱一直持續到今天。區別只是現在臺下歌迷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她也有了在KTV傳唱的金曲《寶貝》。

張懸　圖/張懸

采訪伊始，張懸問我，“我能不能抽根煙？”然后手忙腳亂從包里翻出五六個煙盒，大部分已經空了。找出一根點上，“這樣才有感覺。”事前，做過她一天助理的朋友善意提醒，“你最好帶瓶啤酒過去跟她聊，這樣她會很high。”

那天沒喝酒，但1個半小時中，張懸手上的煙一直沒斷。

臺下她會爆粗口，抽煙、喝酒，性取向也飽受猜疑。“這有什么關系，我就是我。”張懸說。

人物周刊：當年你爸媽讓你去尋找你的夢想，但其實音樂和學業也不是很沖突，為什么會選擇離開學校？

張懸：很多人把音樂當作夢想，但它從來不是我的夢想。選擇音樂是因為當時我理解，音樂可能是我天生就比較知道要怎么做的一件事。比起再花6年時間去念大學，然后去學會計、財經或是法律來講，更能夠發揮。這其實就是很好的謀生能力，也能成全我的人生。

人物周刊：《關于我愛你》里有一句歌詞，“我擁有的都是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你擁有的是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

張懸：我擁有和失去的，沒有辦法細分。比如說最早打擊你的人，可能是這輩子最念念不忘、滿懷感激的人。說不定他罵你的一句話，是你這一輩子都可以對照的一個東西。又比如當年對你很好、很殷勤的一個人，說不定你長大以后才發覺，那不過是一種互相過分需要的人際關系。

人物周刊：你現在發表的一些作品，像《南國的孩子》，都是很久前寫的?，F在的心境和寫歌時是不是已經不同了？

張懸：我希望透過這個東西去鼓勵大家，生而為人，你不能選擇自己的種族，你不能選擇自己生存的環境。社會上有很多人是在求生存，他們的歲月就是漂泊。你看泰國勞工、菲律賓勞工，或者臺灣東部原住民，他們在城市里面，即使不被壓迫，也不會被這個社會所關照。今天臺北出了什么好東西、壞東西，他們還是過得一樣辛苦。我覺得社會的運轉需要各個階層緊密聯結，而不是每個人都要向上流社會走。不是買個5萬塊的包包你就進上流社會了，因為心態還不上流，只會看到物質的泛濫。勞動階層、中產階層是很重要的族群，大家都只關注上流社會，卻沒有發覺如果要整個社會健康，最后取決于這一部分人。

人物周刊：如果現在給你個機會，可以有一天或一年時間變成世上任何一個人，體驗他的生活，你想變成誰？

張懸：（沉默良久）如果是一天，我希望可以體驗張愛玲的生活。如果是一年，我希望成為埃米莉·狄金森。

我覺得在失控邊緣的東西才是藝術。少一點失控就還有限制，跨到失控邊緣的極限，那個表面張力就是藝術的境界。她們兩個都有做到。

人物周刊：你在音樂上追求的是什么？

張懸：我生活上比較激烈，有自己的原則。但在文學和音樂上，我反而比較希望自己做的是恒溫的東西，而不是一下子喊個口號出來，以為就能夠開始改革了。我看過無數例子，如果你的吶喊非常聳動，卻沒有持之以恒的東西，這東西終將變成一個泡沫化的古跡。我想的是每張專輯都能夠留下一些恒定的東西。

人物周刊：是否擔心有一天被掏空了，再也寫不出歌？

張懸：我不會勉強自己去做知道做不好或做不到的事。我常在想說不定某天早上醒來就發現自己江郎才盡了。但這不會是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最恐怖的是我說想放棄了卻被迫要做音樂。如果有天我說“謝謝大家，我下臺了，巴厘島見，菜市場見”，我希望別人會理解，這是我對音樂能夠做的最后一件有誠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