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不救市：“籮筐”里裝的究竟是什么

■“救市論”暗含兩個前提：其一，政府可以對股票市場進行干涉；其二，股票市場已經步入了危險期。
■當周小川強調“保護投資人利益”的時候，他強調的是制度意義上的保護。問題是，在那一整套的法律、法規和制度沒有建立之前，是否應該有結果意義上的保護？

向春  制圖

“救市”成了個大籮筐
    在我太太眼里，剛過兩歲生日的兒子簡直是個語言大師，因為他會自己造詞兒。比如，吃飯前坐穩自己的餐椅后，他會揮舞著雙手大喊“紅黃紅黃”。那是他在要自己的專用勺子：一只是紅色的，一只是黃色的。得到勺子之后，他會接著喊“啊歐啊歐”。那是他要看兒童節目《天線寶寶》，《天線寶寶》中的小主人公們經常會發出“啊歐”的驚嘆聲。
    哲學家把他人難以理解的語言叫“私人語言”。語言是用來溝通的，你的話就你自己能懂，溝通自然會出問題。在現實生活中，不僅僅是小孩子用“私人語言”，成年人其實也沒少這么干。事實上，依照哲學家兼數學家萊布尼茲的看法，人類大部分的爭論都是由于語言問題而導致的。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設計一種如數學一般精準的“人工語言”，當人們有了分歧的時候，不要再用日常語言爭個耳紅脖子粗的，而是大家心平氣和地坐下來，用“人工語言”如算數學題一般地算一算，自然就知道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了。順便說一聲，這就是我們今天廣泛使用的計算機之思想起源。
    隨著股票市場從六千多點的高位跌至三千來點，不斷有關于是否應該“救市”的爭論。正反雙方激烈辯論，甚至人身攻擊都使出來了。
    在這么激烈的爭論背后，其實暗藏著不少語言問題。表面上看，大家談的好像都是“救市”這同一個事兒，其實，這個“救市”就像個大籮筐，什么都往里裝，而且常常出現各說各的，把個“救市”問題弄得復雜了許多。
    跟前幾年曾經有過的幾輪“救市”大討論一樣，此輪討論中，有“海龜派”和“土鱉派”之分，也有“實戰派”與“理論派”之別。
    我們現在就坐下來，把裝在“救市”這個筐里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都倒出來，把“救市”這個“私人語言”換算成更為精準的“公共語言”，然后再看看大家爭論的究竟是什么。希望這項工作能對進一步的討論有幫助。
    首先，“救市”的“救”本身就不止一個意思?！稄V雅》對“救”的解釋是“助也”；而《說文》對“救”的解釋則是“止也”。而“止”本身是個象形字，《說文》說它的意思是“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
    現代漢語多在“給予幫助，使脫離危險、解脫困難”、“使安全”的意義上使用“救”這個字。這樣看來，“救市”的意思就是幫助股票市場、使其擺脫危險而安全起來。
    首先，僅從字面上，我們就發現，“救市論”暗含兩個前提：其一，政府可以對股票市場進行干涉；其二，股票市場已經步入了危險期。

“站隊”的意味似乎超過了爭論本身
    兩派在這兩個前提上的爭論非常激烈。
    先說政府與股票市場的關系，兩派的立場迥異。正方無一例外地主張中國政府應該也有必要干涉股票市場。首先，他們會說，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在建立之中；其次，他們會舉例說，即使遠較中國更為“市場經濟”的美國（次貸危機以來頻出各種政策，惠及股市）和中國香港地區（1997年政府直接入場買股票）都會干涉股市。
    反方對此則不以為然。如反方代表人物許小年說，“美聯儲近期的一些政策是針對實體經濟的，另一些是救市，我并不認同這些的救市的行動”（引自搜狐網對許小年的采訪《許小年：沒有危機，何談救市？》）。另外一個反方代表胡舒立在《何必諱言不救市》一文中更是明確地說，“股市不應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比許小年更為決絕的是，胡舒立甚至根本就否認美國政府有意救市，并且強調，對于美國政府的相關政策“至今仍被指責‘靠華爾街太近’，頗存爭議”。
    對于信奉“原教旨”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人來說，政府的角色是裁判員，市場交易雙方像踢球的，允許政府干涉市場就像是裁判可以吹黑哨，這個絕對不可以?！白杂墒袌鼋洕笔莻€舶來品，“原教旨”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奉者更多有海外背景，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比較重要的反方代表，包括胡舒立、許小年、謝國忠等人，皆為“海龜派”。而“救市派”，如劉紀鵬、賀強、吳曉求、水皮等則屬于“土鱉派”。
    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正方似乎很驕傲于自己是市場的參與者，比如賀強明言自己清倉了，也就是說，他自己是股市的直接參與者；劉紀鵬名下有一間咨詢公司，承攬上市公司股改、融資等業務。正方的這種驕傲暗含著這樣的意味：自己直接參與股市，了解情況，所以對股票市場更有發言權，而他們的對立面則由于缺乏對中國股票市場來龍去脈的了解，所以空談理論。反方也很驕傲于自己不直接參與市場，他們的驕傲在于，由于沒有利益相關，所以他們對股票市場的看法更為清醒。比如，胡舒立就不炒股，并在《何必諱言不救市》一文中明確地說，“救市派”中有不少人是“浸淫市場多年的老手”，鼓吹救市的目的乃是“企圖在行情短期波動中漁一己之私利”。
    在這個意義上，在“救市”問題上，站隊的意味頗為濃厚。
    作為語言梳理，我們先不忙著在“救市”問題上站隊、擺立場，而是先問一下，在當下之中國，政府與股票市場應該是個什么關系？
    早在2002年，時任證監會主席的周小川在一篇題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組織結構》的講演中說“將會給市場機構和自律性組織更多的空間，讓他們發展和創新，以此推動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如果市場在某些方面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我們就應交給市場去做”。
    雖然這段文字是強調市場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字里行間顯然也暗含著兩點：一、讓市場發揮更多的作用是最終目標，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需要一個過程；二，在市場還不能發揮作用的時候和地方，政府要去做。
    如果這個理解成立的話，那么周小川的這個看法比較務實。跟典型的“反救市派”不同的是，他把“市場大起來、政府小下去”視作一個過程，而不是立刻就斬斷政府對股市的行政命令式干涉；跟典型的“救市派”不同的是，他更多地強調要以“讓市場發揮作用”為發展方向。

“保護投資人利益”是股票市場的基石
    “救市論”的另外一個前提是，市場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非政府出手不能使之擺脫危險。雙方對此的看法亦完全對立。
    正方強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世界無出其右，但是股票市場卻在很短的時間內近乎攔腰斬斷，其調整幅度遠甚于美國股市，而美國是次貸危機的中心。在《財經雜志，悠著點》一文中，正方代表劉紀鵬明確斷言，此波下跌“已超出了正常波動和理性之外”。
    反方則或說政府無從判定股市是高是低（胡舒立），或曰此輪下跌乃是“從不正常的高位回落，沒有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也看不出經濟蕭條的跡象，救什么市呢？”（許小年）
    股市的高低、股票的定價問題非常復雜，6000點上能達到均衡，3000點也可以達到均衡。因為涉及到的因素眾多，而這些因素又在不斷變化中，雖則不能說完全不可知，但是，要看得非常準，難。如果真有人有這個本領，中國的外匯儲備也不用套在黑石上面了，直接請這個高人去美國或香港炒股指期貨去，那可是年收益可達100倍的買賣呀。
    政府的說法是“避免股市大起大落”。雖則沒有明確規定，在多長時間漲多少跌多少是“大起大落”，但是，今年初以來的股市大幅下跌似應在“大落”的范圍內。
    我理解，“避免股市大起大落”這個提法的一個重要價值判斷是保護投資人、特別是中小投資人的利益。
    說到保護投資人利益，打開證監會網站，迎面就會看到“保護投資者利益，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個口號出自前任證監會主席現任央行行長周小川。
    股票投資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關系，錢從投資人這邊出去，跑到投資人興許一輩子都根本無法見到的那些人的手里了，而這些人把這筆錢拿去做什么了，投資人根本無法控制，甚至無從知曉。中國人的習慣是，即使借錢給親戚，也會掂量再三；把畢生的心血交給陌生人，如果沒有強有力的保護，誰敢干？
    所以，投資人天然地需要保護。事實上，這是股票市場能夠存在的前提。投資人保護怎么講都不過。
    這種保護無法通過自由市場來實現，而必須借助外力。比如，上市公司放了一個假信息，投資人依據這個信息做投資，吃虧了，讓他自己去找上市公司論理嗎？當然不是，有法院、政府為投資人做主。然后，該賠償的賠償，該罰款的罰款，該進監獄的進監獄。最后，沒有上市公司敢騙人了，沒有人敢操控股價了，沒有人敢做老鼠倉了，這個市場自然就清明了。
    對于“保護投資人利益”也有兩個理解。其一，建立一整套對投資人友好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用這些制度性的東西來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其二，在結果上保護投資人，不能讓投資人吃大虧。
    我猜，當周小川強調“保護投資人利益”的時候，他強調的是制度意義上的保護。問題是，在那一整套的法律、法規和制度沒有建立之前，是否應該有結果意義上的保護？

（責任編輯 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