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什么是未來世界最大的政治

由于當前的人類社會過著不可持續發展的生活，不管用何種方法，世界的環境問題都必須在今天的兒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決。惟一的問題在于，是以我們自愿選擇的愉快的方式來解決，還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來解決，如戰爭、種族屠殺、饑荒、傳染病和社會崩潰等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

[美]賈雷德·戴蒙著，江瀅、葉臻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4月，35.00元

    近幾年來，我對環境保護問題有了較多的認識和體會。2006年的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
    那次我和一批北京學者，應邀前往我國西部某省一個著名考古發掘遺址作學術考察。那個省份以污染嚴重著稱，前往遺址的路上，天色昏暗，煙塵彌漫。雖然我們被當地政府安排入住在市政府的賓館——那在當地也算豪華的所在了，但是污染的空氣并不會因賓館高高的圍墻而隔斷，大家都感到呼吸道相當難受。
    我當時就感嘆：空氣污染面前，真是人人平等??！哪怕你是身家億萬的老板，或是當地政府的高官，在污染的環境中，你不是也得和當地老百姓一樣受害嗎？等到考察研討結束，踏上回京旅途時，幾乎所有北京來的學者都患上了咽喉腫痛，大家在車上深有感觸地說：我們在北京天天抱怨空氣污染，和這里一比，北京真是空氣清新呢！
    這樣一次本來再平常不過的學術旅行，事后細想起來，卻竟然與許多重大問題發生了聯系——從象征的意義上來說，它簡直就是當今世界環境問題的一個縮影。
    現在有一個相當有力的說法——“有限地球時代”。其實人類從一開始就是處在有限地球時代，只是我們很晚的時候才意識到這一點而已。
    所謂有限地球時代，意思是說，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還有一個平行的說法是：地球凈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這兩個“有限”，在今天早已成為普遍的常識，可是在唯科學主義的信念——相信科學早晚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之下，這個常識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當工廠煙囪中噴出的黑煙被政治詩人歌頌為“黑色的牡丹”時，當及時節制生育的建議被斥為“資產階級”的謬論時，這個常識就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謂“人定勝天”的盲目信念，是對大自然的瘋狂征服和榨取。
    在這樣的信念之下，地球上的資源，地球凈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經被假想為無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層面沒有否認其有限性，但這兩個極限也被推到了無窮遠處——在眼下就可以先當作無限來盡情榨取。
    在工業文明到來之前，人類在思想中將上述兩個極限推到無窮遠處，確實是情有可原的，因為那時地球上還有大片的處女地未被開墾，在已經被人類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產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也還極為有限。
    但是工業文明和現代科學技術一旦出現，就顯示出驚人的加速度。以人類歷史的大時間尺度來看，幾乎是轉瞬之間，那兩個遙遠的極限就猝不及防地來到了我們面前！
    所以，1962年，當蕾切爾·卡遜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來強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極限時，不啻“曠野中的一聲呼喊”（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對此書的評價）。全球范圍的環境保護運動，可以說就是發端于此書。
    《寂靜的春天》出版之后兩年，在藥業公司利益集團的詛咒聲中，卡遜死于癌癥（1964年）。之后6年，著名的“羅馬俱樂部”成立（1968年）。羅馬俱樂部出版第一部報告，題目就是《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to Growth，1972年）。環境保護和“有限地球”的觀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終匯成全球性的運動。
    在中國，最初我們曾經認為，“環境污染”是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的問題，和我們毫無關系。后來我們當然被現實所教育，知道這是誰也避免不了的問題。
    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還想當然地將環境保護理解成一個科學技術問題。以為只要進一步發展治理污染的技術，就可以逐步解決問題。那種“先發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賴上述信念。
    但是事實上，今天的環境保護問題，首先不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甚至幾乎就不是科學技術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賈雷德·戴蒙德的這本《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對于我們就非常有意義了。
    10年前，賈雷德·戴蒙德寫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試圖探討“人類史作為一門科學”的可能性。如果說他當時的這種意圖還有一些唯科學主義色彩的話——盡管他是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詞——那么在《崩潰》的結尾部分，他竟然已經明確地宣告：“我們不需要科學技術來解決問題！”他的理由是：“雖然新科技可能會有所作為，但大部分問題，只是需要政治力量來實施已有的解決方案?！?BR>    唯科學主義有一句名言：“科學技術帶來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來解決?！碧子玫江h保問題上，因為假定了環境污染是科學技術帶來的，所以結論當然就是“科學技術帶來的環境污染只能靠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來解決”。但是事實上這個說法大謬不然。其謬有兩個方面：
    一、環境問題不是靠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就能解決的。
    二、環境污染歸根結底也不是科學技術帶來的。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全書正文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現代蒙大拿”，基本上只是一個引子，類似中國明清時代小說中的“楔子”。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的“前言：耶利的問題”基本上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過去社會”，首先考察了歷史上幾個社會的崩潰，包括復活節島、皮特凱恩和漢德森島、阿納薩茲人、瑪雅人、維京人。他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這些社會之所以會崩潰，主要原因就是環境惡化了，當地可利用的資源耗竭了。當時那些社會中自然沒有今天的科學技術（否則可以開發利用更多的資源），也沒有全球化（否則可以從別處奪取資源），和今天的發達國家相比，維持其社會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太弱，所以早早崩潰了。
    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討論了新幾內亞、日本等成功的案例。這從另一方面支持了前面7章的結論，即“環境惡化導致社會崩潰”。這一結論對于全書的觀點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
    第三部分“現代社會”，討論了4個個案：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多米尼加共和國與海地的對比、中國、澳大利亞。
    作為中國讀者，很自然首先會對“中國：搖擺不定的巨人”這一章發生興趣。本書原版出版于2005年，所以書中已經包括了中國近幾年的情況和數據。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如今是第三世界中全力奔向發達社會的領頭羊，具有特殊的代表意義，所以作者的主要論點在本章中得到了充分闡述。
    賈雷德·戴蒙德在本章中花費了大量篇幅談論中國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有時難免有危言聳聽之嫌。不過至少從定性的角度來看，他的下述兩個觀點都是能夠成立的：
    第一，中國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一定是世界性的問題。理由很簡單：中國地方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中國的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必然影響到全世界。
    第二，如果全體中國人民也想過上如今第一世界人民過著的生活——這種生活被賈雷德·戴蒙德稱為是“窮奢極欲”的，那恐怕地球就會供養不起。
    賈雷德·戴蒙德強調，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在數量上由兩個數值相乘而得，即：
    人口數×人均環境影響
    其中后一個值“人均環境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之間有著巨大差異，越是發達國家，越是現代化的生活，耗費的資源就越多，造成的環境污染也越厲害，所以“人均環境影響”值就越大。
    全體中國人民都要過上如今美國人民所過的生活，地球到底供養得起否，這當然牽涉到數值的具體估計或推算，或許可以討論商榷，但是作者往后的推論基本上不會有問題：“如果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以及當前第一世界國家，都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地球必定無法承受?！?BR>    至于他將中國稱為“搖擺不定的巨人”，則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有著中央集權的傳統——既可以因為皇帝的一聲令下而戛然終止鄭和的七下西洋，也可以因為政府的強有力政策而廣泛推行計劃生育（他對這一點的佩服之情溢于言表）。他“一邊為中國的種種環境破壞問題憂心忡忡，一邊又為政府正在大力施行的環境補救措施而欣喜若狂”，他表示相信：如果中國政府將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性置于人口增長問題之上，以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魄力和效率來實施環境保護政策，那么中國的將來必定光輝燦爛。
    為什么環保問題不是科學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呢？這成為本書第四部分“實踐教訓”中重點論述的問題。
    賈雷德·戴蒙德知道：“如果告訴中國，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國家的生活水平，中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態度?！钡悄阋谝皇澜鐕胰嗣穹艞壦麄內缃竦纳钏?，他們當然也不能容忍。而大家都過上“窮奢極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這樣一來，環境問題，資源問題，發展問題，自然就成為未來最大的政治問題了。
    這里必須對我們經常見到或談論的“污染治理”概念作一個重要的澄清。
    不錯，曾經烏黑發臭的泰晤士河后來又流水清清游魚可見了，這經常被說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也使得那些主張“先發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人感到有了信心。但問題是，污染究竟是怎樣被“治理”的？如果只是通過產業轉移，將污染的工廠從泰晤士河邊搬遷到第三世界的某一條河邊，以鄰為壑，將污染轉移到別人那里，從整個地球的角度來看，污染還是同樣的污染，這算什么“治理”？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許多污染都是這樣“治理”的。實際上經常發生的是，污染從第一世界轉移到第三世界，從發達地區轉移到不發達地區。后者為了快速脫貧致富，還往往樂于接受這種轉移。因為從表面看，這種轉移既引進了外資，又帶來了“高新技術”，產品又能外銷創匯，似乎很有好處。
    在這個問題上，講論道德也無濟于事。資本要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本土真正治理污染，或將污染產業轉移到樂于接受它們的不發達地區，哪個成本更小，人們就會選擇哪個。我們不可能通過講道德來說服“資本的意志”去選擇成本高的那個。
    由此我們就不難知道，環境污染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有一部分人搶先過上了窮奢極欲的生活而帶來的。
    于是在這個問題上，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殘酷博弈，誰手里牌更大，誰出牌更精明，誰就更能趨利避害。事情說到底就是如此而已，這不就成為赤裸裸的政治了嗎？
    賈雷德·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們能夠認識到，即使你們現在還可以向第三世界轉移污染，但終究會有無法繼續轉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們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在政治上不可能實現。然而，依照目前情況，繼續沖擊環境，更是不可能?！奔词沟谌澜绮环纯梗ㄟ@實際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極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就像這篇文章開頭我提到的那個污染嚴重的省份，隨著空氣污染的日益加劇，有害的空氣必然要越來越多地飄向四周，并且逐漸到達越來越遠的地方——直到那些向第三世界轉移污染產業的第一世界的富人莊園上空。
    這就是我那次學術旅行中的故事的象征意義。
    雖然賈雷德·戴蒙德給他自己定位為“謹慎的樂觀派”，但是他下面這段話還是充滿了悲觀的氣氛：
    由于當前的人類社會過著不可持續發展的生活，不管用何種方法，世界的環境問題都必須在今天的兒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決。惟一的問題在于，是以我們自愿選擇的愉快的方式來解決，還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來解決，如戰爭、種族屠殺、饑荒、傳染病和社會崩潰等。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現實。

（責任編輯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