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汾煤改現象

這是一場私營企業不樂意、地方政府有顧慮、大企業沒有熱情的改革，那么，改革的動力在哪里呢？

臨汾市近年的經濟發展史是一部礦難史，最多的時候一年因礦難死亡數百人。這些礦難除了讓這個地級市有獨特的記者文化（記者站林立，一年交50萬元就能獲得4個證件，最多的時候，這個地級市有上百個記者站），更讓這里形成了獨特的官場文化，如果一個副市長從分管煤炭的位置調到社保等部門，他也要慶賀一番，這意味著他可以在同級位置相對安全地等待晉升。

在臨汾的官員們看來，如果這次煤炭改革完成了，那么今后如果再有礦難，撤職的不會是地方的官員，而是國企老總。

如果說臨汾的官場死結是因為煤，那么這場煤炭資源整合改革在官員們看來正是化解這一問題的良藥。

臨汾市的官員因為礦難換得太頻繁了，14年換了9任煤炭局長，9年換了5任書記，還不包括書記空缺期間行使書記職權的一名省委常委。

推卸責任同時也意味著失去了權力，可是他們更愿意在私底下抱怨，雖然他們也不清楚改革后是否真的能讓他們卸責。

綜合各方面看來，這是一場私營企業不樂意、地方政府有顧慮、大企業沒有熱情的改革，那么，改革的動力在哪里呢？且不說改革的手段和措施公平、透明與否，改革是否符合法治原則以及與國家之前的政策是否相悖，推動改革的兩大原因，安全和資源有效開采問題，真的能夠通過民營企業退出、國有企業接盤達到嗎？

誰的玉米？

“山西的鄉鎮企業就是一個字，煤，沒有煤就沒有山西的鄉鎮企業。”說這句話的人叫樊紀亨，臨汾市撤地改市后的第一任市委書記。

煤炭值錢，煤炭公司老總就成了香餑餑。在計劃經濟年代，山西省分管煤炭的干部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會是開不成的。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曾把山西省11個統備煤礦中最好的7個直接收歸中央管理，這一邏輯在一些人看來恰似現在山西省屬企業要兼并私營煤礦。

1986年胡耀邦到山西考察，繼續提倡他在1983年就提出的“有水快流、揚長避短、發揮地方資源優勢”的經濟改革思路，于是山西的小煤礦迅速崛起。

年過花甲的樊紀亨1984年就在臨汾市洪洞縣任副縣長，分管鄉鎮企業，2001年起任臨汾市委書記，對臨汾市煤炭經濟發展了如指掌，甚至可以說，臨汾的經濟起飛就在他的任期內完成。

小煤礦最初也并不是私人的，大多是村里或鄉政府的，他們有關系，能從信用社貸款。只是到了后來，這些鄉干部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