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煤老板的命運

煤礦重組故事

中國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之間的攻守進退總是5年一個輪回。5年前有戴國芳的鐵本，5年后杜雙華在山東鋼鐵集團重組日照鋼鐵的協議書上簽了字。這一輪國進民退的大潮中，遠不止有杜雙華，山西煤炭國有化運動逐漸蔓延到內蒙、河南；東星航空被國航收編；房地產行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國企大集團的身影……

我們的記者趕赴溫州和山西臨汾，近距離觀察山西煤礦重組下的投資商人和政府官員的種種世相，觀察這次改革的底層——投資者和底層政府，試圖描繪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給微觀層面帶來的影響。

產權從來都和國家形態連在一起，財產的支配要在國家強制力下完成。長期的經濟增長離不開有組織、合法的強制力，問題是，這個合法的強制力如何才能不失控，它的行為邊界究竟在哪里，社會如何才能平衡它？看山西煤礦重組的故事，我們再一次提出這個問題。

頭鎮的“網”

11月5日，溫州平陽縣水頭鎮。

“再逼下去，我們要跳樓了，”小葉和小蔡猛抽著煙，在賓館的窗前走來走去，眉頭緊緊擰成一個硬疙瘩。兩人是山西臨汾一家煤礦的大股東。都很年輕，30歲上下，透著生意人的精明與干練，自十來歲外出打工做生意，如今都已身家不菲。

平陽和蒼南是溫州人在山西炒煤的重災區，尤其是這個人口不過30來萬的水頭鎮。當地一個流傳的說法是：每10個水頭人就有8個搭股在山西煤礦里。按50%的保守估計，水頭鎮至少20萬人在山西有煤礦投資。

水頭鎮的商業主干道上，高檔紅酒莊、咖啡館毗鄰，擺設著巨幅阿瑪尼、LV等世界大牌櫥窗的奢侈品商場，飛揚的塵土中隨處可見的各種高檔轎車和人力三輪車搶道。商業的繁華程度遠甚于一個內地大縣城。

自上個世紀70年代起，人多地少加之頻繁的水災，逼著水頭人另謀生路。90年代興起制革業，使得這里成為亞洲聞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地方政府著手治理污染，“關停”了一批家族作坊。積累下的民間資金開始正式流向內地的煤礦投資。

對溫州人來說，把錢放在銀行一天不生利都會覺得發慌。2003年起煤炭價格持續走高，匯入小煤礦投資的資金流也越來越大，到2005年，教師、機關干部、銀行職員等等前赴后繼地都加入炒煤大軍。

受浙江省國土資源廳委托，律師吳族春今年7月奔赴山西調研浙商在外礦產投資。“最保守有500個億，商會估計有700到900個億。其中，僅溫州平陽縣有300個億資金量，擁有200多家礦。”

在臨汾的煤礦中，小葉個人投入資金2000萬，另外附帶著親戚和朋友集資的1000萬；小蔡自己投了幾百萬，他帶進來參股的有幾百萬。

這是溫州特色的民間集資方式：兄弟帶姐妹、娘舅帶外甥，一旦發現有高額回報的投資機會，通過親緣關系網絡，迅速地調動巨額民間資金。正是這種高效運作的模式，讓已完成原始積累的溫州人以小博大，不斷地轉戰房產、石油、煤炭，謀取豐厚的利潤。

葉、蔡二人也說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搭股在他們的礦里。“這有點像傳銷網，譬如我的表叔交給我幾百萬，他算我的‘下線’，我也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湊份子交給他。我自己都有筆記記著我的‘下線’，等賺到錢分紅時，就按出股的比例分給他們，他們自己再分給他們的‘下線’。”

載記者從溫州機場到平陽的大陳自2003年起就在山西、貴州煤礦搭股。他嘲笑自己膽子小，只投了20萬。“光景最好的時候，大股東們一到時候就會背一包錢從山西回來分錢，每次能分到個5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