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社會不正常的話題
一些人擔心窮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個古老的幽靈在徘徊，那就是“均貧富”。
凡是打著“均貧富”旗幟的農民起事者，財富最后都均到首領那里去了，最貧弱的百姓，只有化為白骨填溝壑的資格。所以，“均貧富”只是窮人中的少數強人的話
中國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從不正?；蛘呖梢哉f很不正常的社會，過渡到正常社會的過程。一些人類社會的常識，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被承認，人們也能像這個世界其他多數地方的人那樣，踏實地過日子——可以大聲說，人是要吃飯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問是哪個階級的；可以養雞養豬而不擔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可以發家致富不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到了蕪湖傻子瓜子年廣久事件出來之后，連雇工辦企業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國人自己承認了自己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世界終于松了口氣。
然而，逐漸正常的社會，依然會有些不正常的話題，窮和富就是一個。憂心貧富差距過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窮人和富人變成了道德上的兩極，對窮人說不得不好，對富人說不得好。茅于軾先生說了句“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孫立平先生提到，窮人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可能墮落得更快，都像捅了馬蜂窩。
一些人擔心窮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個古老的幽靈在徘徊，那就是“均貧富”。提到“均貧富”，無論擔心還是歡呼的，都覺得這就是中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具有正當性，因為，這是窮人立場上的話。
不錯，中國歷史上，的確有過周期性的“均貧富”，但那多是歷史的非常態，歷史更多呈現的是它的常態，大家安穩和比較安穩地過日子，發家致富?？追蜃铀^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其實只適用在貴族之間政策調適，不能拿來推而廣之。在這個階段，大家大體上都能和平相處，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經富的大戶，基本上都能過上踏實的日子；“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大家辛苦一場，就是為了發家致富；在世界各個民族中，大概沒有哪個民族有中國人這樣強烈的求富意識。即使在所謂的非常態社會，也是因為政治出了大問題，相當一部分人無法維持生活，大部分人無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亂。而在混亂中，“均貧富”成為某些勢力動員群眾的口號，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其實，凡是打著“均貧富”旗幟的農民起事者，財富最后都均到首領那里去了，最貧弱的百姓，只有化為白骨填溝壑的資格。所以，“均貧富”只是窮人中的少數強人的話。
真正的傳統，實際上是國家政權的軍國主義政策對所有人、當然尤其是對富人的剝奪，這就是所謂的法家傳統。這個傳統的盛世，如秦漢，國家可以隨意把成千上萬的富戶，連根拔起，遷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國家需要，無償征調富人的財產，把商人打入另冊，只要等到他們養肥了，就讓他們為國家無償奉獻。好在，多數的王朝這種軍國主義政策還比較收斂，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步地上升，因此維持了我們這個民族在古代社會最為強大的生產力，創造出如此燦爛的文化和巨大的財富，讓后人直到現在都有東西可挖，走私出去換美金。
不錯，眼下中國的貧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實是憑借權力為自己謀私的人。而很多人眼中十惡不赦的民營企業家，即使跟某些什么產業也不沾的大貪官比起來，財富的總量也可能是小巫見大巫。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是我們法家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的變種。
不錯，我們的民營企業家，在道德上的確沒有他們的老一輩那么光彩，權錢勾結的事也沒少干，在掙第一桶金的時候，更是很難干凈。但是他們的行為，畢竟有著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印記，當國家政權沒有給自己的公民提供致富起碼的政治和法律條件的時候，我們如何去譴責某些公民的不當行為？舉一個例子，著名的“投機倒把”罪，不是前幾年才撤銷的嗎？按這個罪名，現在該有多少人違法？即便是權錢交易，在有權的一方設租尋租的前提下，單方面譴責企業家，也是不公平的，畢竟，權和錢之間，有大惡和小惡之分，放過大惡，把板子都打在小惡頭上，事實上是更大的扭曲。權力不僅可以剝奪富人，事實上也可以剝奪窮人，這在征地和城市拆遷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警惕和限制這種剝奪，才是每個有話語權的人所應該格外重視的問題。
正常的社會，是按常識行事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發財致富，是正常的，不應該受到譴責的平常事。（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中國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從不正?；蛘呖梢哉f很不正常的社會，過渡到正常社會的過程。一些人類社會的常識，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被承認，人們也能像這個世界其他多數地方的人那樣，踏實地過日子——可以大聲說，人是要吃飯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問是哪個階級的；可以養雞養豬而不擔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可以發家致富不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到了蕪湖傻子瓜子年廣久事件出來之后，連雇工辦企業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國人自己承認了自己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世界終于松了口氣。
然而，逐漸正常的社會，依然會有些不正常的話題，窮和富就是一個。憂心貧富差距過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窮人和富人變成了道德上的兩極，對窮人說不得不好，對富人說不得好。茅于軾先生說了句“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孫立平先生提到，窮人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可能墮落得更快，都像捅了馬蜂窩。
一些人擔心窮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個古老的幽靈在徘徊，那就是“均貧富”。提到“均貧富”，無論擔心還是歡呼的，都覺得這就是中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具有正當性，因為，這是窮人立場上的話。
不錯，中國歷史上，的確有過周期性的“均貧富”，但那多是歷史的非常態，歷史更多呈現的是它的常態，大家安穩和比較安穩地過日子，發家致富?？追蜃铀^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其實只適用在貴族之間政策調適，不能拿來推而廣之。在這個階段，大家大體上都能和平相處，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經富的大戶，基本上都能過上踏實的日子；“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大家辛苦一場，就是為了發家致富；在世界各個民族中，大概沒有哪個民族有中國人這樣強烈的求富意識。即使在所謂的非常態社會，也是因為政治出了大問題，相當一部分人無法維持生活，大部分人無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亂。而在混亂中，“均貧富”成為某些勢力動員群眾的口號，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其實，凡是打著“均貧富”旗幟的農民起事者，財富最后都均到首領那里去了，最貧弱的百姓，只有化為白骨填溝壑的資格。所以，“均貧富”只是窮人中的少數強人的話。
真正的傳統，實際上是國家政權的軍國主義政策對所有人、當然尤其是對富人的剝奪，這就是所謂的法家傳統。這個傳統的盛世，如秦漢，國家可以隨意把成千上萬的富戶，連根拔起，遷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國家需要，無償征調富人的財產，把商人打入另冊，只要等到他們養肥了，就讓他們為國家無償奉獻。好在，多數的王朝這種軍國主義政策還比較收斂，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步地上升，因此維持了我們這個民族在古代社會最為強大的生產力，創造出如此燦爛的文化和巨大的財富，讓后人直到現在都有東西可挖，走私出去換美金。
不錯，眼下中國的貧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實是憑借權力為自己謀私的人。而很多人眼中十惡不赦的民營企業家，即使跟某些什么產業也不沾的大貪官比起來，財富的總量也可能是小巫見大巫。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是我們法家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的變種。
不錯，我們的民營企業家，在道德上的確沒有他們的老一輩那么光彩，權錢勾結的事也沒少干，在掙第一桶金的時候，更是很難干凈。但是他們的行為，畢竟有著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印記，當國家政權沒有給自己的公民提供致富起碼的政治和法律條件的時候，我們如何去譴責某些公民的不當行為？舉一個例子，著名的“投機倒把”罪，不是前幾年才撤銷的嗎？按這個罪名，現在該有多少人違法？即便是權錢交易，在有權的一方設租尋租的前提下，單方面譴責企業家，也是不公平的，畢竟，權和錢之間，有大惡和小惡之分，放過大惡，把板子都打在小惡頭上，事實上是更大的扭曲。權力不僅可以剝奪富人，事實上也可以剝奪窮人，這在征地和城市拆遷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警惕和限制這種剝奪，才是每個有話語權的人所應該格外重視的問題。
正常的社會，是按常識行事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發財致富，是正常的，不應該受到譴責的平常事。（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