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職有權的吳宓？
在那個時代，對于知識分子的這種“洗腦”有其更高更廣的背景，過多地指責一些具體層面的參與者并不公平。但是，當歷史已經翻過一頁，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歷史學家，就應該對于過往的一切有所反思和——如果他曾經為虧心之事的話——悔悟
責任編輯：劉小磊
■讀者·作者·編者
《南方周末》在西北的分印點主設在蘭州，在報攤上買報紙既遲緩數日又經常撲空。10月初回到北京，總算及時買到1日出版的報紙，注意到王興運先生的文章
《我所了解的吳宓教授》，又檢索閱讀了此前陳仲丹教授的
《背誦助教的講稿》一文。自己讀過《吳宓日記續編》，又對于百年來的大學史有些興趣，心有所感，聊作幾點回應。
從吳宓日記里的記載看，王興運先生的確是當年挾馬列以令教授、導致吳宓痛楚不堪的急先鋒之一。對此，王先生作出了抗辯，他說必須以1957年和“文革”開始的時候分界，認為在1957年之前的吳宓不僅是“有職有權”的名教授，而且還“恣縱、驕橫”，試圖通過向院系當局反映情況而迫害自己在內的年輕學者。這樣的說法不免“見木不見林”，完全忽視了當時整個教育界和輿論氣候的大背景。1949年之后，外交上向蘇聯“一邊倒”，社會文化各方面都全盤蘇化，這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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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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