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光倒影】萬物的結局近了

我是在臺北的西門町，看這個挪亞方舟的人文主義版。剛好是內地首映的第二天，成都發生5.0級余震，是汶川大地震以來，晃動最強的一次。父母收拾了細軟，預備隨時下樓。一年半了，我腳下的土地已有過6萬次余震，永久地改變了我的靈魂對這個世界的感應方式。像大地震前那么活著是一種羞恥，事實上也不可能。

據說在歐洲有人已四處打聽，預訂挪亞方舟的船票。其實每一座寺廟，自古以來都有人訂票。不過電影中最荒誕的，就是政府賣票，10億歐元一張。在《舊約》的記載中，挪亞賣了一輩子票，而且都是貴賓卡、免費票，但除了他一家8口，竟然一張都沒賣出去。人們年復一年，彼此朝賀，說壽比南山、福如東海；by the way，那個挪亞根本是瘋子。

區別在于，那個日子是否可以預測。

很簡單，如果那個日子是不可預測的，就有信仰團體賣票。他們沒有槍，沒有炮，他們也有賣假票的。但嗓子說破了，鞋子走穿了，是賣的多，買的少；聽的多，信的少。誰愿拿地上看得見的富貴，換天上看不見的財寶呢？人類的命運，好像一副不整齊的對聯，上聯是美好的應許，“浪子回頭金不換”，下聯是殘酷的現實，“不見棺材不落淚”。

如果那個日子是可預測的，就會變成政府賣票。電影描寫的這個賣方市場，散戶被拋棄，大戶人頭攢動，國家儼然成為上帝。

因此這部電影，最令我震撼的場景，不是大地陷落的逼真鏡頭，而是國家在人類末日來臨時所扮演的顯赫角色。盡管美國總統的最后講話，誦讀了舊約《詩篇》第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但由總統而不是牧師向著全世界布道，其實是一個可怕的畫面。

如果世界沒有末日，人類就是永恒的，一時的政權沒那么重要。如果有末日，但末日是不可知的，國家就更不重要了。因為永恒的意義，早晚要越過國家的廢墟。

但一個可預知的末日，必將產生一個國家主義的世界觀。國家輕而易舉，就憑借它的財富和權勢，僭取了在人類精神事務與永恒命運中的祭司位分。一群科學家、政治家和資本家，在那個日子行情看漲，假冒了救世主。假若末日真正來臨時，如這部電影所說，科學數據、政治權勢與商業財富，構成決定人類命運的鐵三角，對我來說，這幅畫面，實在遠比滅世的洪水更加殘酷。

盡管登舟時有一段各國政要的良知發現，但這部電影，其實不是一個挪亞方舟的人文主義版本，而是一個國家主義版本。以往好萊塢傾向于把預言末日的科學家與國家主義擺在對立立場，讓科學家成為雙重的孤膽英雄，既對抗天上的命運，又對抗地上的權勢。但《2012》把這張力化解了，倒也顯得更真實?？茖W主義從來都是國家主義的配角，科學是可被購買和征收的。因此科學的全知全能幾乎就等于國家的全知全能。相信科學的萬能，幾乎也就等于相信國家的萬能。

導演在國家主義的拯救觀旁邊，也拆遷安置了一種多元化的宗教場景：瑪雅人的預言、傳揚悔改之道的信徒、祈禱的教堂、西藏的僧人等。但他們的信仰，只在一種神秘主義的知識論（他們竟然知道科學才能知道的事）上被肯定，或在面對死亡的坦然上被尊敬，而與人類真實命運無關。

不過我感興趣的，是導演在劇情的商業考量之下，刻意留下幾個隱藏文本。尤其是特寫鏡頭下的兩本書。

一是古羅馬教父波愛修斯的名著《哲學的慰藉》。片頭太陽耀斑爆發，科幻作家隨身帶著的就是這本書。波愛修斯被稱為奧古斯丁后最偉大的拉丁教父，在獄中寫下這部詩歌與對話體的書。書中討論永恒和時間的關系，說，“永恒就是同時并完全地擁有無限的生命。”這是單屬于上帝的。而一切時間內的生命都無法在時間中的某一刻，認識自己的全部生命過程。一切暫時的事物都包涵一個永恒的現在，這使人類的活動有永恒的跡象。但一切暫存事物都是對永恒的模仿，終將被無限的時間淹沒。這是電影隱藏的一種世界觀，使末日及對末日的預言，對我們來說，具有顯赫而驚悚的意義。

第二個特寫鏡頭是科學家醒來，沙發上放著梅爾維爾的小說《白鯨記》。這暗示了影片的走向，人類就要像亞哈船長那樣，不顧一切，冒險追逐白鯨。梅爾維爾借用了《舊約》的先知約拿的故事。約拿面對上帝的呼召，先是抗命，最終順服。亞哈船長就是抗命的典型，麥普爾牧師則是順服的典型。他在船上講解《約拿記》，小說用了10頁來寫他的布道。最后牧師說，“服從上帝，就是要違背自己。正是在對自己的違背中，才包含著遵從上帝的艱難。”

2012年，是《京都議定書》到期的日子。有人說這影片太樂觀，世界沒有真的毀滅。也有人說，這影片太悲觀，連世界都毀滅了，人心中的自大竟還沒被毀去。

《圣經》說，萬物的結局近了，“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多么美的勸勉和應許。世界的終極意義，怎么可能存在于機械的因果論中，怎么可能存在于國家主義的場域內？寫完這篇文字，我要去幼兒園接孩子。有個牧師說，每一篇講道，都要像對這世界的最后一場講道。是的，每一次接孩子，我也要像最后一次去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