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拆遷注入法治文明基因

■編者按：12月10日《人民日報》就拆遷條例修改發表評論稱，在物權法出臺之后，拆遷制度就受到質疑，此次如果能順應民意和法治潮流，對拆遷條例進行徹底修改，無疑是眾望所歸。以下為文章摘要。

其實，在物權法出臺之后，我國拆遷制度就受到質疑，此次如果能順應民意和法治潮流，對拆遷條例中與上位法相沖突的地方進行徹底修改，無疑是眾望所歸。而從長遠來看，要實現城市拆遷法治化，還需要全方位的革新“手術”。

在立法理念上，應實現由“權力保障法”向“權利保障法”的轉變?，F行《拆遷條例》本是為了配套《城市規劃法》而由國務院制定的，當時為了加速城市化進程而賦予地方政府強大的拆遷權力，雖然經過2001年修改，但其整體立法理念仍是以保障政府權力為中心，過于強調公民“服從的義務”。隨著憲法和法律對私權保護的加強，以及公民維權意識的增強，這種舊有思維下的法律規范已經不合時宜。

在拆遷模式上，應在準確界定“公共利益 ”的基礎上“分而治之”?，F行《拆遷條例》的最大缺陷，就是沒有區分公益和商業拆遷，其運作模式是公權力與開發商合作，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因此，應該準確界定“公共利益”，由政府主導公益性拆遷，此時公民在“正當程序”和“合理補償”的基礎上有服從的義務；而商業性拆遷則應由行政法回歸到民法領域，由開發商和被拆遷人通過談判協商解決。

在沖突化解上，應突出司法的權威以為公民提供有力的法律救濟?，F實生活中，公民個體在與公權對抗中之所以選擇“以命相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制度框架內的利益疏導機制存在梗阻。法治社會中，社會沖突可以回到法律框架下解決，所以在政府主導的拆遷中，應當著力打通“民告官”的司法渠道，在商業拆遷中應改變現有的由政府裁決的做法，將爭議交至法院作出最后裁斷，而所有強制拆遷則必須經過司法審查方能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