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 文化復興的樣本，還是短暫的小陽春？

作為今年最后一部重要的華語電影，《十月圍城》以凌厲的宣傳攻勢，開始進行例行的眼球轟炸：全國范圍的報紙和電視宣傳，衣香鬢影的開幕儀式，集束式的明星導演訪談……

這似乎已成為大片亮相的固定程式。坦白說，這種鋪天蓋地的全方位攻防作業，傾巢而出不依不饒的狠勁，也許能達到商業效果，但已讓人有些麻木：數數看，僅僅9月以來，就有《建國大業》、《風聲》、《三槍》等所謂“大片”，把有如打了強心劑的亢奮、繁華和喧囂，一次次重復上演。

說起來也就是幾年的工夫。僅僅7年前，張藝謀以大片《英雄》首開大規模商業化包裝推廣之風，該片票房收入兩億人民幣，被媒體驚呼“奇跡”。今天來看，無論《英雄》是否該被精英知識分子批為“錯誤的英雄史觀”，他本人是否該飽受鞭撻，張藝謀都是開啟中國電影市場化進程的重要推手。

他的商業眼光，他的于連般出人頭地的強烈意愿，以及秦國軍人式的執行力（這在他電影中有很形象的體現），當然，還有他的藝術創造才能，幫助他成為當代中國電影市場的重要奠基人。從電影商業化的角度來說，他把陳凱歌、田壯壯等同時代電影人，遠遠地甩在身后。

在吸引觀眾進入電影院、重新喚回電影觀眾的信心方面，從北京貧民底層沖出來的馮小剛也有其重要貢獻，他對北京市民心理的熟諳、對大眾社會脈搏的把握，以及同樣要贏得尊重的渴望，使他成為市民電影的最重要代表，由他開創的這個電影領域（日本拍攝了一百多部的系列電影“寅次郎的故事”類似于市民電影，但在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度上略遜于馮），迄今還沒有跟進者。某種程度上說，為遠離市場、遠離民眾精神需求的知識分子把持的電影理論界，欠馮導演一個公道。

回想中國電影業的這10年，多少有些讓人恍惚：從本土電影一敗涂地，一年也出不了幾部觀眾愿意自費觀看的電影；“抵抗好萊塢電影侵略”成為時髦話題，電影界人士苦苦思索韓國電影的自強之道，法國電影業的配額制度受到研究；中影公司只能靠壟斷外國大片上映權維持生計，“華誼兄弟”還是個沒人知道的小公司，到轉眼間“麻雀變鳳凰”，電影業開始繁榮——觀眾進入影院，院線興建，資金進入電影制作、發行領域，明星、導演受到追捧，甚至有多家影業公司已經或正在籌劃上市?？雌饋?，中國電影突然從冬天進入了春天。

和僅從藝術與思想的角度關照電影報道的傳統思路不同，借本年度最后一部大片《十月圍城》上映之機，本刊的這組報道，想從電影市場和商業化的視角，來切入中國電影——這個已越來越重要的商業和文化現實。

這股滾滾而來的熱潮，真是中國電影復興，乃至“大國崛起”、文化復興的一個樣本嗎？或者還只是一個短暫的小陽春？想真正成為電影大國，我們還缺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