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的女兒”虹影
19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重慶老詩人梁上泉家中來了一位單薄的姑娘。
“引薦她的朋友介紹說,女孩名叫陳紅英,中專畢業,在重慶化工公司當會計,平常喜歡看書、寫點詩,很想跟著我學點東西。”梁上泉說。
此后三四年,周末姑娘多半會來登門造訪。
“我這才發現,她不是‘寫點’,而是太愛寫詩。她本來并不很了解文學,但她讀書簡直到了發狂的程度。我書架上的詩歌、小說,她全都借去過。”
梁上泉向她建議:“你遲早會獨立發表作品,但你這個名字太一般,我給你取個筆名吧,就叫你——虹影。”
1997年,虹影在臺灣出版了首部自傳體小說《饑餓的女兒》,聲名鵲起。該書續篇《好兒女花》今年11月上架,再次引發熱議。
虹影 圖/凌代軍
“我是一個私生女”
“有天晚上,虹影睡在我的住處。她躺在那里突然說,‘你想過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嗎?’”人在紐約的梅菁接受了記者的電話采訪,1980年代末,她與虹影在一次筆會上相識,結為摯友。
“你是什么樣的人?”她好奇地問。
“我是……一個私生女。”虹影盯著天花板說,然后哈哈大笑起來。
梅菁以為她在開玩笑。虹影說,“唉呀,話說起來很長——有一天我一定會把它寫出來。”
“等她將身世詳細地寫進《饑餓的女兒》,我才明白這是怎么回事。怪不得那時只要我一叫苦,她就笑我無病呻吟,說,‘你這點算什么?’”梅菁嘆道。
“要想理解虹影的兩本自傳,要想理解‘饑餓’的另一層深意,你必須了解大的背景——那時的重慶。”北京望京某書齋內,作家止庵娓娓道來。他是和虹影相交20年的文壇好友。
1976年他正在重慶。
“重慶是長江與嘉陵江相匯處,兩邊分為江北與南岸,南岸是貧民區。我當時住在市中心。冬天時灶坑是熱的,每個坑里都睡著光身子的人。你吃飯時,會冷不丁冒出一個衣不蔽體的人一把奪過飯碗撒腿就跑。趕集時,我親眼見過70斤糧票換小孩的場面。就這么一個地方,卻是虹影從小向往的天堂,因為她生長在南岸。”
“我寫的可是自傳體小說啊。”北京宵云橋附近的意式咖啡館里,虹影笑著強調,帶著一絲狡黠。
南岸在她的筆下是“城市腐爛的盲腸”,“你家一間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釘著六根柱子,像囚室……幸好還有一間閣樓,不到十平方米,最低處只有半人高,夜里起來不小心,頭會碰在屋頂上,把青瓦撞得直響。這兩個房間擠下你的父母、三個姐姐、兩個哥哥和你。”
“那時虹影幾乎像個孤兒。她從不歡迎我們上她家,甚至不愿提起家里的事。”李元勝現在重慶報業集團,當年他和虹影同在一個青年作家圈。“在我印象中,她已是公司的團委書記了,組織能力很強,鋒芒畢露。雖然寫作的才華還沒顯露,但一群人里數她事業心最強,有一股非要把事情搞出名堂的決心。”
虹影舒展著她的右手,“你看,我手心中間有顆黑痣。算命的對它有各種說法,我相信其中的一種,我一輩子得靠這只手吃飯。”
在《親愛的16歲》里,這只手曾決然寫下——
你是一個私生女,你的母親愛上了一個比她小10歲的男人,違背所有人的意愿,你倔強地來到這個世界。這是一個人人皆知的秘密,只有你被蒙在鼓里。你生來就是多余的,母親因為顧及一個大家庭的原因不敢愛你,法院規定生父在你成年之前不能相見,養父對你有著一種理還亂的情緒。沒人重視你、關心你,在鄰居大人孩子的打罵和欺侮中,你一天天長大。你出生時正是自然災害尚未結束的那一年,1962年。多少人被饑荒餓死,而你卻活了下來,也許從那一刻就已注定:你是要與命運抗爭的人。
1980年農歷8月,在小茶館里,她與生父有過惟一一次相聚。
她知道“那個人”18年來一直偷偷躲在她身后注視她,目睹她受到傷害卻無法上前。他每個月從牙縫里擠出18元錢供養她,滿心企盼有天能和她坐在一起吃頓飯,她能叫他一聲“爸爸”。
“我看不起這種情感。我鄙棄地把他推到一邊,連轉過頭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我可能從來不是處女
“我曾不解地問虹影,她已經進了市中心的市級單位,夠好了,還想走到哪里。她說不知道具體去哪里,可是走的意愿異常強烈。”梅菁說。
1988年末,她收到虹影的一封來信,“看后很震動,有些話還能背下”:“這個地方不一定有人賞識我們的才華,但是一定有一個地方,有一群人會欣賞我們。如果這里不能留住我們,我們就應該離開……”
“虹影如見著,招待她,她的詩的確很好。”1989年5月21日,老詩人沙鷗在重慶給兒子止庵寫信。
6月5日,止庵再次收到父親的信——“虹影處境很難,為讀書,她已停發工資,你一定找到她,了解一下詳細情況。她的詩在中青年中,是很好的,但重慶總壓著她,不讓她出頭。”
“我對她說,想走出去就要下功夫,光靠我們是出不了頭的。”虹影北上前,梁上泉曾帶她去拜訪沙鷗。
同年7月,止庵在北京紅星胡同8號自家宅院接待了虹影。虹影送他一本自己的詩集《天堂鳥》。
她當時正在魯迅文學院進修,隨后將前往復旦大學作家班。
在上海,她與梅菁重逢,梅隱約感到她在戀愛。
他比我想的年輕,大我20歲,看上去最多年長10歲。因為個頭結實,顯得高,戴著一副講究的眼鏡,透出一種睿智和儒家知識分子氣質,他的眼睛沒離開我半分鐘。
他問我是不是處女。我說我不是,可能從來也不是。
他說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虹影在《好兒女花》中為“他”起名“小唐”。
“《好兒女花》主要有兩條線索,第一條是母親過世后,虹影對母親命運的剖析;第二條是她經歷過的一段婚姻。‘小唐’就是趙毅衡。”該書責編歐陽富勇介紹。
趙毅衡畢業于南京大學英文系,后在中國社科院師從卞之琳先生,研究莎士比亞。1980年代中期,獲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博士學位。1988年,獲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終身教授席位。
我告訴他,我成長的過程中,從沒人敢說戀愛……愛是罪過,性更是丑惡,長久政治高壓,偽善道德,導致我們這一代人身心壓抑,精神空虛,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傳統。我們開黑燈舞會,沉醉煙酒,朗讀外國詩歌,辯論尼采、薩特哲學……我們跳裸體舞,隨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個人的懷抱。
有天我喝醉了,讀到一張油印紙上的詩,“在災難之前,我們都是孩子”,詩里的恐懼,就像是為我這樣的人寫的,安慰著我好些年。
他含笑望著我,眼睛里充滿驚喜,我突然明白過來,那首詩就是他寫的。
“我偏偏就碰見了他。命運往往比小說還有戲劇性。”虹影的目光耐人尋味。
情愿沒有,也不要一個假父親
“1990年底,虹影決意出國。為了等簽證,她前后兩次在我家的南屋小住。”那時止庵每天回家都能瞧見虹影背單詞,“口語挺爛的,四川味很濃。”
1991年,虹影與趙毅衡在倫敦正式結婚。
“她在倫敦的生活主要是寫作和參加讀者見面會。在國外作家與出版社之間很少來往,作家需要有自己的經紀人。我和虹影曾經有過同一個經紀人。”一位姓馬的作家從倫敦打來電話,他是虹影在西方事業發展的見證人,他的妻子當年是趙毅衡在倫敦大學教過的博士生。
1991年到1996年,虹影發表了一系列詩集、散文、小說。1997年,她的成名作《饑餓的女兒》在臺灣爾雅出版社出版,同年年底獲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不久被譯為各種語言。
“2000年,《饑餓的女兒》第一次在大陸出版,我是它的責編。”何鴻烈當時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做編輯。“書稿交給副社長終審,他讀到書里寫‘文革’的細節,長江上出動軍艦的場景,一下子跳了起來。一方面覺得很真實,一方面又害怕太敏感。”何笑著說。
虹影在重慶簽名售書的那天,“讀者排成長長的一條隊伍。突然人群騷動,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小女孩,抱著一個大花籃走上前來。虹影根本沒料到,當即就哭了。原來那是書中描寫的,與她睡一個房間的四姐。”
“她四姐我見過。有次老趙邀請我們去他家里吃飯,虹影的四姐也在,瘦高個兒,家庭婦女型。”倫敦的馬先生回憶道,他似乎沒察覺這個家庭潛藏著《好兒女花》中讀者爭議的沸點——“姐妹共侍一夫”。“我的孩子出生后,虹影老給他買衣服和禮物。我問過她,既然你那么愛孩子,為什么不添一個?女人做了母親才算完整。”虹影沒接話。“有時她會搪塞,說孩子是事業的包袱。”
虹影的初戀是她中學時期的歷史老師,一個內心壓抑的中年男人,也是她第一個孩子的父親。在《好兒女花》中,她寫道:
1996年,我帶著丈夫回去住過一個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厲害,懷疑自己懷孕了。
他說,若是真的,我們不要,有孩子很麻煩……一檢查,果然是孩子,我沒有選擇余地做了流產手術,與18年前一樣,同樣在七星崗婦產醫院,同樣的手術室,只是那時不能打麻醉,現在可以。
那之后發生了很多事……我又懷孕了,做了人工流產。我很難過,一個人蜷縮在黑暗中,聽著窗外的老橡樹被暴雨吹打發出可怕的聲音。
和趙毅衡離婚后,虹影才向梅菁透露,這段婚姻硬扛到最后,她的身心倍受煎熬,一度曾嘗試過自殺,但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倫敦的馬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虹影與趙毅衡,是兩顆殘缺心靈的結合,注定不會幸福。
“他13歲就常常失眠,想得太多,睡不著覺。母親在‘文革’中被抓走,后來得了乳癌。他說,他這一輩子,年輕時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把他下放農場,‘文革’時又被整治到蘭州一個偏遠煤礦,做苦工有10年之久。”
“我對這個男人背后的東西更感興趣,就是這個男人為什么會成為這么一個人?他的歷史根源是什么?他的成長背景是什么?”此刻,虹影口吻平靜。
“我以前錯了。我的出身注定了我缺失父親,而我以為可以在另一個人身上找到。這簡直荒唐。我情愿沒有,也不愿有一個假的父親。”
蝌蚪間的對話
“親愛的孩子,你得走出家,或許你可以重新找到你自己。”在英國,心理醫生向虹影提議。
“她再次回到重慶時,婚姻已結束了。她跟我談到它時,非常平和,就像談一部作品。童年像噩夢一樣跟隨她,這事又讓她經歷痛苦。她把她的種種痛苦、父輩母輩的痛苦,又化為創作的財富。”李元勝很感慨。
2006年10月25日,飽受命運折磨、頑強生存的母親溘然長逝。虹影決定寫第二部自傳體小說。好兒女花,即鳳仙花,又名小桃紅。它是母親生前的最愛,她的乳名便叫小桃紅。書中描繪了姐妹們為母親守靈的那一夜:
“我曉得,媽和船里管人事的頭頭也有點那種——”二姐停了一下……“反正是那種不體面的關系吧。”
大姐雙手一揮,高聲叫道:“……好多男人都信媽這包藥。袍哥頭(大姐的生父),我們的爸爸,爸爸之間遇到的守禮的叔叔,還有六妹的生父,那個姓孫的,想想,還有誰呢?對了,還有翦伯伯……”
小姐姐說,“真是的,媽媽這一輩子有多少情人,誰也說不清。”
母親有多少情人,便有多少苦難。母親做女工時,嫁給了袍哥頭。這個男人除了對她不忠,還讓母親因這段歷史,在日后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屢次挨整受批。
養父,一個善良的船長,出船沒有消息。母親和5個兒女在家餓得活不下去時,一個年輕小伙子向這個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母親寧可受盡屈辱,為他生下愛情的結晶——虹影,乳名六六。
“陳瞎子”,其他人輕蔑地稱呼患了眼疾的養父。母親像男人般挑起生活的重擔,養父則在黑暗中摸索,堅忍地帶大沒有自己血液的女兒。
剪伯伯,一個終生暗戀母親的好男人。在“文革”中受沖擊關押,母親為了救他,不得不去求船里的人事科長,遭遇了一個女人難以啟齒的凌辱與摧殘。
養父走后,母親的晚年陷入孤寂,舊日苦難的回憶在她的心中留下深深的恐懼。她不顧兒女們的痛斥,一次次跑去河邊拾垃圾。她叮嚀別人不要對已成名的女兒說起這件事,“她好可憐,從小得不到我的愛,我不是一個好媽媽,可我不得不這樣做。”
女兒對這一切一無所知。
當時虹影正忙著為作品《K》打官司,親姐姐、丈夫、丈夫的其他情人,讓她心亂如麻。
某次在雍和宮外,她和母親坐著吃雪糕。她的淚水直往外涌,她多想向母親傾訴,多想聽母親對她說:“六妹啊,不要怕,太陽走,月亮出,月亮走,太陽出。”
“兩姐妹跟一個男人,可苦了我的女兒。”這是母親對朋友說的原話。
母親生前從未過問女兒的婚姻,其實她什么都知道,只是無能為力,只好隱忍著內心的痛苦。
年輕時,女兒有一次賭氣回家。母親問:“你還是恨我?”
“我恨這個世界。” 她脫口而出。
“你這樣回家,不算回家。我不希望看到你這個樣子,你該學會愛。有愛你就會快樂起來。”母親勸道。
2007年,她在北京一家私立醫院生下一個女兒。孩子的父親,守候在母女身旁,他倆相愛,但尚未正式結婚。
昏睡中,她夢到一條小蝌蚪在重慶的江水里游,一條大蝌蚪跟在它身后。
小蝌蚪的聲音和母親一模一樣,它說,真好,前一世你是我女兒,這一世你是我母親!我們永遠在一起,永遠不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