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大戰鋼鐵銅
我是“大躍進”的積極參加者,不過,我沒有金先生那么興奮,更沒有“特別興奮”;而“大躍進”的結果,卻什么奇跡都沒有能創造出來,除了極度的饑餓和倒退之外。
責任編輯:劉小磊
最近讀到金沖及先生談百年中國復興之路時,有一段話引出了我對“大躍進”的回憶。金說,“1958年的時候,我在復旦大學當教學科學部的副主任,接觸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大躍進’提出的時候,大家都擁護。那個時候,我們到上海郊區去看,當時特別興奮。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大家參加生產勞動建設祖國有那么一種勁頭,到處都是煉鋼爐,半邊天都染紅了,當時我想,中國人要是表現出那么一種勁頭的話,什么奇跡都能創造出來。”(《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27版)我是“大躍進”的積極參加者,不過,我沒有金先生那么興奮,更沒有“特別興奮”;而“大躍進”的結果,卻什么奇跡都沒有能創造出來,除了極度的饑餓和倒退之外。
大躍進開始后,1958年6月,我們云南大學文科的師生到昆明茨壩工地勞動。出發前學校做了動員,我們個個在會上表態,一定要以“大躍進”的姿態,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勞動中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為什么個個都以同樣的姿態,說同樣的話?因為,“大躍進”運動正是在疾風暴雨的反右運動、交心運動之后發動的,不但師生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不能亂說亂動,就是屬于“人民”這個范疇的師生,也個個言語謹慎,生怕禍從口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師生,按照毛主席的說法,是眾人的“反面教員”。據說這些反面教員之所以被劃被整,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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