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罵張藝謀？——張藝謀批評史

編者按：我們制作一份清單，張藝謀批評史。目的不是清算張藝謀，亦不是清算批評張藝謀的人。不是為了留戀過去，甚至不是為了關切今天，倒是為了期望將來。

期望我們有更多樣的創作，有更多種的聲音，亦有更多的平和；期望我們終竟不免時代的烙印，卻能夠不受時代的綁架。

期望一部電影只是一部電影，一個張藝謀只是一個張藝謀，不要一種聲音長期占據公共空間，亦不要一個張藝謀總是淪為中心話題。

這一層家常的意思，說給我們的電影業者、觀者、批評者、管理者，和我們的媒體同業。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是拍部《活著》，也會被人罵。——張藝謀

謝晉走了，張藝謀來了

“張藝謀的淪落，終究是電影制度的問題。一個問題成堆的電影體制，把好端端的張藝謀變成了一個文化怪物。這個富于才華的導演，最終辜負了我們25年前對他的熱烈期待。”文藝批評家朱大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當年對張藝謀的捧，是從對謝晉的貶開始的。

據朱大可回憶，最早批評謝晉的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李劼，在上海的滬西工人文化宮影評組主辦的一個電影講座上，首次提出“謝晉電影時代應該結束”，贏得在場工人影評員的熱烈掌聲。

1986年7月8日，朱大可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這些缺陷包括“謝晉電影的商業性質”，以及“標準的好萊塢審美眼光和習慣”：“更令人不安的是謝晉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與所謂現代意識毫無干系。”

文章被大量轉載，引發了關于謝晉電影的大討論。

李劼發表了《謝晉時代應該結束》的文章。認為謝晉這位頗有才氣的導演，在銀幕上向四周“團團作揖”，以換取一片“熱烈而盲目”的喝彩聲和掌聲。

“當時評論界的批評鋒芒所指，與其說是謝晉電影的媚俗，不如說是謝晉電影在權力面前的卑躬屈膝。”李劼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對張藝謀電影的挖掘，是在這場批評后不久發生的。“大概是1987年，《紅高粱》到上海首映時，《文匯報》的文藝部主任給了我一張票，叫我務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后，覺得有些新意，在隨后由《文匯報》舉行的討論會上說了這意思。”李劼說，出席那個討論會的，都是當時所謂的先鋒人物，比如張獻、孫甘露、格非等。“《紅高粱》在上海文藝評論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當場表示，這是中國電影界的一個盛大節日?！都t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國電影不再按照權力意志炮制，而是隨著創作者自己的意愿編導。”李劼說，對謝晉的批評給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登場，掃清了道路。

幾個月后，《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陳凱歌高興地對朱大可說：“你的刀捅到了中國電影的肺葉子上了。”“對《紅高粱》的肯定，確實是希望中國電影有所改觀，突破謝晉模式。”李劼沒想到的是，“張藝謀后來會變得謝晉第二，并且比謝晉還要謝晉。”

2009年2月，張藝謀在北京參加2008CCTV體壇風云人物頒獎，他獲得體壇風云人物評委會大獎，作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開閉幕式總導演，張藝謀兩次登臺領獎，他已經被看成北京奧運會的代言人　圖/曉晨

張藝謀在《活著》片場。在李劼看來，張藝謀拍大片是無奈，也是必然：“《活著》的遭禁使張藝謀面臨如何活著的問題，最后張藝謀選擇了謝晉的團團作揖，為了他的電影事業能夠繼續活著。”　圖/CFP

朱元璋式的傳奇

張藝謀是用來推翻“謝晉模式”的“武器”，但張藝謀從來就不是這其中一員。

張藝謀一出生，父親頭上就頂著“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在這樣的家庭里長大的他，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壓抑、扭曲。

1978年9月，超齡6歲的工人張藝謀幾經周折，破格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學習。由于當年學院招生過多，開學不到一個星期，就有人貼出大字報，針對學院擴大招生名額和破格錄取學生的事，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已經入學的張藝謀經歷了退學、再入學，兩進兩出才艱難完成了4年的學業，這不是他的同班同學陳凱歌、田壯壯等人所能體會的。

“張藝謀登上電影行業的歷史舞臺，是一個劉邦式的故事，一個朱元璋式的傳奇。”李劼總結說。

1988年2月23日，《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西方A級電影節中獲得大獎，消息傳回中國，被認為是“為國爭光”，當時的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還舉行了慶功宴。

然而，僅僅三個月后，風向就開始變了。1988年5月起，以《中國電影報》為大本營，發表了一系列對《紅高粱》的批評文章。

5月5日，《中國電影報》將這部作品稱為“丑化、糟蹋、侮辱中國人的影片”。10日，該報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將批評的調子升為“辱華”。

此后，《文匯報》同時刊登了批評和肯定《紅高粱》的文章，作家白樺是支持者之一：“‘紅’片表現了舊時代的民俗、民風以及私生活等，我并不覺得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傳統性很強，恰恰接近過去的生活真實。”

當年的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陳昊蘇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說：“如果一部影片在國外獲了獎，我們反而太敏感，很警惕，總認為外國人搞了什么鬼，以致于原來自己認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說好了，這難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嗎？”

“謹小慎微”的張藝謀對批評尤其敏感：“《紅高粱》在籌拍階段，有人指責‘張藝謀在《一個和八個》里就歌頌土匪抗日’，等到《紅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責‘《紅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混混噩噩，缺乏崇高感’。”

其實不光是張藝謀，陳凱歌的《黃土地》也被批評“沒有跟上火熱的時代步伐，展示了中國蒙昧落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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