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父親

2009年12月29日上午，我終于在北大第二教學樓講完了這個學期的最后一課。父親病危，這些天一直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搶救。本打算一吃完中午飯，就去醫院守護他。不料，中午飯沒吃完，弟弟就從搶救室打來電話，說爸爸快不行了，讓我趕快來。12點55分，就在我趕到醫院之前5分鐘，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他走得那樣匆忙，甚至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噩耗傳來，一時難以自持。昊天不弔，哲人其萎。傷痛之余，努力寫一點文字，借以悼念父親一生的名山事業。

父親一生翻譯、編輯過16種語言的書籍，投入最大的還是他主持翻譯的美國傳記作家桑德堡的《林肯傳》（三聯書店，1978）。許多書乃至大學教材所用林肯的《蓋提斯堡演說》，譯文皆引自這本書，他的譯文幾乎成了這篇劃時代演說稿的標準漢譯。美國總統奧巴馬亦為林肯解放黑奴所感動，甚至把林肯當作他的精神支柱。奧巴馬就任儀式的主題“自由的新生”，就語出《蓋提斯堡演說》。這本書講述林肯如何從一個貧苦人家的孩子，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文筆生動，內容感人至深，受到中國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并多次再版，影響和激勵了幾代中國人，最后發行了上百萬冊。由于該書譯者用筆名“云京”而非林穗芳，無人知曉此書此文是他的杰作。

盡管小時候從未回過老家，但是從上小學起，每次填表都得寫“祖籍”一欄，所以我很早就知道父親是廣東信宜人。別人都有爺爺、奶奶，我卻沒有。父親九歲時，爺爺就去世了。在我出生前，奶奶也去世了。關于廣東老家的陳年往事，父親可能看我太小不懂事，從來不談。

關于信宜林氏的詳情，我是上世紀80年代以后才逐漸了解到的。2000年在香港講學時，香港大學教授饒宗頤先生請吃飯，問我老家在什么地方。我說在廣東信宜，靠近兩廣交界處。饒公是潮州人，年輕時編過地方志，熟知廣東人文地理。他聽罷拉住我的手說：你們信宜林家可是嶺南望族，名滿天下，人才輩出。饒公真是博學多聞，講了許多坊間流傳的信宜林氏的逸聞佚事。原來，我家在中國政壇上的人脈如此復雜。民國時期，既有國父孫中山的衛士林樹巍、廣東省憲兵司令林時清、廣東省政府主席、民國政府審計部長林云陔，亦有汪偽政權宣傳部長、安徽省長林柏生；新中國成立后，則有教育部副部長兼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林勵儒。

聽父親說，我家在官場上主要靠林云陔這棵大樹。林云陔主政廣東期間，爺爺一直給他當差，先后供職于林云陔兼任廳長的財政廳、建設廳。2000年回廣州，父親特地帶我去越秀區市府合署大樓、北京路廣州財政廳舊址看前輩工作過的地方。爺爺去世后，奶奶又幫林云陔代收鄉下地租，然后把這些稻谷形式的地租換成現金，從信宜匯到廣州或南京。林云陔為官清廉，孫中山譽之為“吾黨革命德行之神圣”。他之所以能在民國官場“出污泥而不染”，靠的是祖業——信宜鄉下地租。

我問過父親：你們一個國民黨官宦人家，解放前夕干嘛不去臺灣？他說：那個時候中國人痛恨國民黨腐敗，怎么會跟他們走。1949年風云突變，解放軍進廣州時天降暴雨，人困馬乏的解放軍戰士就冒雨睡在大街上，秋毫無犯。這是他們親眼所見，孤兒寡母就沒走。常言道：大難避鄉，小難避城。奶奶就帶全家離開廣州，到信宜鄉下避難。廣州解放不久，父親就在學校加入了共青團；朝鮮戰爭爆發后，他毅然參軍，奔赴前線。

正如崔健搖滾樂歌詞所言，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和千百萬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父親善良、單純的心靈世界，永遠跟不上中國政治社會的無窮變幻。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是不知“何枝可依”，生怕在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中犯錯誤。他年輕時就患上嚴重的失眠癥，幾乎終生靠安眠藥度過漫漫長夜。

新中國成立后，羅湖口岸并未封關，人們仍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父親為了自謀學費，多次前往香港《華僑晚報》追討他翻譯的美國小說《唐人街》的稿費。他完全可以避難香港，但父親是大孝子，不能丟下奶奶獨自一人躲到海外。另一方面，他在廣州遇見了伯樂——時任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主管分局機關報的曾彥修先生。早在延安時期，曾老就做宣傳工作，是中共黨內少見的大秀才，一生剛直不阿。1970年代末就是根據他出具的證明材料，“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薄一波等61個叛徒集團案”才得以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