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學西方談“民意”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把脈中國城市規劃困局

■“中國的很多規劃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專業還管制，才是更大的災害。”

■“很多人的辨別能力有問題，回來什么都擔憂，這個不敢那個不敢。留學生越多，這就越成問題。”

■“10年前，許多人來新加坡都跟我說：‘你們太可憐，城市太枯燥。’我當時就說，不要聽他們的，繼續做我們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機理做好了，繁華會自動產生。”

■“民意有兩種，一種是當前人民和社會、企業真正的需要，這些需要其實民意會議上聽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會議上談的是另一種民意，就是個人利益。”

如今的中國就是個大工地。對于正在改造、更新中的中國城市來說，如何在政府、規劃、民意之間尋找平衡，這似乎是一個極難求解的問題。

但在中國的政府官員們看來，一個現成的成功案例就放在那里——新加坡，這個上世紀70年代還凌亂不堪的小國，現在已經被稱為“花園城市”。

劉太格可以說是新加坡經驗的典型代表。他被稱為“新加坡規劃之父”，又是中國眾多地區和城市的規劃顧問，這恰恰說明，新加坡以及劉太格的規劃思想已經被中國相當一部分官員所接納。

劉太格說他的優勢在于既了解西方，又了解東方，因而深深地懂得對于中國來說，現在究竟什么最重要。

政府理應承擔更多責任

“雖然也在不停地進步，但和合理的規劃還有距離”

南方周末：中國的很多官員到新加坡來學習城市規劃和管理經驗，在你看來，新加坡的這種成功有什么特殊之處？

劉太格：在規劃方面，新加坡政府是承擔了很大的責任，把規劃做得很細，甚至每個地塊的紅線、容積率、高度控制、進出口都有規劃。這種做法和西方、和中國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擔這么重大的責任、把地塊規劃做得這么細，就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