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氏家族 中國面向世界的微觀樣本

“看來英家人還是得吃‘洋飯’??！”瞅著英達、英壯、英寧幾個子侄輩兒把情景喜劇這只美國漢堡端進中國千家萬戶，撒上點蔥花，放一撮鹽，盛出《我愛我家》、《候車大廳》、《東北一家人》這些熱騰騰的中式家常菜，英若誠發出過這樣的感慨。

從英若誠的祖父英斂之開始，老英家人就開始吃“洋飯”了。

英斂之創辦《大公報》和輔仁大學

英斂之22歲開始便篤信天主教。32歲那年他寫了一篇《論興利先除弊》，議論國是，聲援維新，公開稱贊康有為的革新主張“實今日之頂門針、對癥藥，痛快切當，言人之不敢言”。

英寧對這位先人很崇敬，“康梁呼吁變法圖存令人景仰，但他們畢竟是漢人，我曾祖父是滿族正紅旗人，我曾祖母還是皇族，照現在的說法，人家可是體制內的，有這個覺悟多不容易??！”

英斂之

英家的滿族老姓兒是“赫舍里”，英斂之本名赫舍里·英華，字斂之。

他與梁啟超、嚴復等維新派人士往來密切，1898年前后，參與成立了一個名為“愛國會”的維新組織，袁世凱作為新軍首領也參加了這個組織。袁世凱倒戈叛變，英斂之痛恨不已，1902年他在天津創辦《大公報》，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對壘10年，這是后話。

戊戌變法失敗后，英斂之亦在清廷的緝拿名單上，他帶著妻兒先后避難于香港、越南，其后輾轉落足天津。?；柿椀恼沃鲝埵艽?，他意志更堅，一意西學，希望借助“歐西學術”的引進，“啟我同胞聰明”。

他把12歲的獨生子英千里交給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帶到英國去學習強國之術，這個舉動至今令英若誠的五弟英若識嘖嘖稱奇，“我祖父這個人意識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這樣的眼光、氣魄，他可就這么一個兒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國。

因為主張“全盤西化”，英斂之也鬧了不少笑話，被周圍的人譏笑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裝，不聽家人勸告，找了個日本裁縫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從天津四面鐘到勸業場逛了一大圈，為的是叫“長袍馬褂們”好好看看。結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脫下西裝一看，原來自己連衣服架子一塊兒穿身上了。

他不知從哪兒聽說，西方紳士星期天必須騎馬，特地買來幾匹馬，每到禮拜天就領著妻兒，到街上跑一圈，這個別出心裁的節目苦了他嬌小瘦弱的妻子。英寧家里收集了許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斂之一家三口的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還想在全家推廣，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裝的式樣，托人到哈爾濱買了一套，讓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掛在客廳里。那張照片英若誠小時候看過，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國人的睡衣，他在回憶錄里很是同情自己的小腳祖母愛新覺羅·淑仲，這位滿清皇族跟著他祖父這個超級革新家沒少受改造。

1924年，英千里自歐洲回國成親?；楹箢^6年，他仍然生活在歐洲，偶爾回國探望。英斂之意識到兒子雖精通西學，在全英注冊考試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學位，卻連中國字都寫不好，中國話都說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預時政，推進社會變革。

自1902年創辦《大公報》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將報紙盤售給大股東之一王郅隆，英斂之對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現實打破，兒子的教育“失敗”，是他“全盤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報》初創時，大股東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寵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嚴復也入了小股。法國駐華公使鮑渥聽說之后，也積極入股。英斂之以為，“余思有法欽使，規模固可擴大，消息亦覺靈通”，他個人是同意法國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請主筆時，《中外日報》負責人汪康年再三告誡他“萬不可入洋股”，“謂其定受壓制”。

果然被汪言中?！洞蠊珗蟆返慕虝尘半m然在創辦之初為英斂之贏得了較為寬松的輿論環境，為報社贏得了“敢言”的美譽，但其間教會和法方不滿報人們“御侮圖強”的愛國之情，時常召喚總經理兼主筆英斂之面見，對“報上不合諸端”之事進行干預，股東們也都提心吊膽，“不安于位”。

英斂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在日記里這樣寫道：“甚不快，百感紛集，頗思他去。”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動變化，自青年時期便對教會無比忠誠的他反思教會在中國土地上的作為，開始斥責一些外國教士的愚民之術。

推行教育、變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華傳播的宗旨所系，重視向中國上層官員和知識分子傳教更是由利馬竇開創的一大傳統。然而自晚清開始，把持中國天主教會的法國天主教修會漸漸偏離了這個傳統。天主教會與槍炮強權深度勾連，法國遣使會主教孟振生甚至說，“在中國，宗教事務上無須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國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國名義以堅決強硬的詞句說話，什么事都可能解決。”此外，教士們奉行向中國社會底層傳教的新政，主張“天主教會所應有的首先不是學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來居上，十分重視高等教育對教會發展的推動作用。1890年新教傳教士第二次在華全國大會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為今后教會發展教育的重點，“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一支點燃的蠟燭，未受過教育的人將跟著他的光走，比起絕大多數異教徒國家，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學教育培養在中國任何一個階層都有影響的人，使他們能夠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

當中國政府開始創辦高等教育時，天主教傳教士并不支持。1898年，清政府創辦京師大學堂，先委托天主教會莫里主教主持，“竟辭不受”，后來只得延請新教教士丁韙良任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