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家俊杰

英達，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傳人，向我們透露了這個神奇家族的成功奧秘：“我們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個字——學外語。”

自他曾祖父英斂之開始，英家人就“吃起了洋飯”。英斂之是清朝末年與馬相伯齊名的中國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會的支持下，他創辦了《大公報》和輔仁大學。他與容閎等早期教會信徒，是第一批通過教會的渠道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

英達的爺爺英千里12歲就赴歐求學，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臺灣，編寫了從初中到大學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馬英九都是他的學生。

英達的父親“英大學問”英若誠從小在教會學校念書，英文講得不遜母語。曾經與他合作的美國戲劇家阿瑟·米勒贊嘆，“有他在邊上為我翻譯，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譯出口迅速，毫不遲疑。”

英氏家族歷經晚清、民國、國共之爭、新中國成立、反右、文革、改革開放等膠結著政治矛盾和思想交鋒的歷史時期。與一般知識分子家庭不同的是，這個家族因為“吃洋飯”，總是身處中西交鋒、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線，如果我們考察近百年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聯互動，他們的家族故事是一個絕佳的樣本。

在西方憑借著堅船利炮敲開中國大門之前，中國一直以天朝自居，其他國家統統屬于“化外”之“蠻夷”，理當匍匐在中國腳下。乾隆年間，英王喬治三世派來使團，希望能在北京派駐使節，乾隆皇帝的回應之傲慢，既因為當時中國的確是世界上數得著的大帝國，也因為視野局限，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暴露出無知，“其實天朝德威遠被……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并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留京一事，于天朝禮制既屬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我這兒啥都不缺，你們該干嘛干嘛去吧！

乾隆居高臨下地對著它發話的那個英國，當時正開足馬力，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與此同時，西方對于中國的態度，很快就會從膜拜變為蔑視，“中國缺乏歐洲人開拓海洋的巨大勇氣，而在自己廣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農業社會的節律……他們與海并沒有積極的關系。”這是哲學家黑格爾的論斷。

鴉片戰爭摧毀了中國的自信與尊嚴。亡國的危險，刺激出洋務運動，刺激出中國人對于現代化的緊迫心理。英斂之無疑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位重要人物。頗有意味的是，他與西方的交道，包括他對西洋文明的熱愛所鬧出的笑話，他看到兒子英千里幾乎要變成一個不會說中國話、不知中國為何物的“洋人”之后的恐懼——這些，無疑是百余年來中國與西方關系的縮影之一。

令人欽佩的是，英斂之在創辦輔仁大學之初，就意識到既要“介紹西歐新得科學文化之精”，也不可舍棄“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他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說，輔仁的創辦，“絕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屬之品，乃為吸收中國有志愛國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鮮明地顯示了他的獨立意識。

很多年后，英家第三代中的著名人物英若誠說，“我經常遇見雙方的無知，我們對外國的無知和外國對我們的無知。”這種無知一直存在，令有識之士焦灼。“我看了好些書，對咱們中國有用的書……我覺得它是外國文化的精華，但是光我一個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讓中國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譯出來。”

他翻譯的《推銷員之死》、《嘩變》、《請君入甕》、《芭巴拉少?！?、《上帝的寵兒》，對于中國戲劇的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僅僅以為他的用意是在文學藝術這個小范疇里，那真是低估了他。垂暮之年，他對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康開麗說，“現在國際關系舞臺上最重要的事實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已不再閉關自守。中國的門已經打開，這是自最高領導層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識。歷史不會再開倒車了。”

從大眾最熟悉的英達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家族血液中的智性光華，有如神助地從英斂之一直延續到第四代第五代孩子們身上。英達不無自負地說，智力方面，“整體超過我的，到現在還真是一個都沒遇到。”他希望他的兒子、11歲的英如鏑能夠成為冰球領域超越姚明的世界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