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快開啟越來越逼近的制度出口——2009年群體事件全解析

群體事件仍處于初始階段 

這些大大小小的“壞故事”警示我們，留給社會治理可供選擇的時間、空間已變得逼仄

回溯觀察2009年群體事件，有這樣的基本判斷：

其一，從總體上看，2009年群體事件仍處在廣義社會運動的初始階段：弱勢群體仍是行動主體；事件肇始于外源性因素，即是由于他人損害了行動者的利益而引發；這些事件仍是地方性的、地區性的或行業性的抗議行動，且往往呈零散、偶發狀態；每個群體事件都有它具體、特殊的經濟民生利益訴求，雖以非規范的體制外行為表達出來，但并不謀求體制內權力的再分配；事件反映的是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之爭，而不是與執政黨的權力之爭；群體事件的組織化程度仍較低；非組織化的情緒、傳言、謠言和其他偶然因素仍在群體事件中起很大作用；事件一般持續時間較短。因此，盡管2009年這種局部性沖突此起彼伏，但社會大局依然穩定。

其二，群體事件與地方經濟增長模式的相關性愈益明顯，經濟結構失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顯性化。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高度倚賴的經濟領域成為群體事件高發領域：如，企業改制及勞動爭議糾紛；房屋拆遷；農村征地；環境污染；涉眾型犯罪和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民辦代課教師待遇問題等。

其三，2009年社會張力明顯增大，且表面化。在中央政府不斷加大公共安全投入，加強社會控制的背景下，群體事件仍頻繁發生，數量較2008年有增多趨勢，且參與人數、規模和對抗形式等均有程度不一的提升；還出現了短暫的、地區性的社會騷亂和波及全國網絡輿情的社會事件。前者如，湖北石首“6·17”事件；后者如，云南晉寧“躲貓貓”事件、湖北巴東鄧玉嬌案、上海“釣魚執法”等。這些大大小小的“壞故事”警示我們：底層社會潛隱的結構性壓力和對立、排斥力量正在增大，且容易被激活、表面化；留給社會治理可供選擇的時間、空間已變得逼仄，難度越來越大。

2009年11月23日，廣州番禺居民在市政府門前與從警車里走出來的官員互動　圖/陳蛋

群體事件的五個新動向 

暴烈程度顯著上升，暴力化傾向越來越明顯。這是2009年群體事件最鮮明的特點

自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經濟就面臨著非常復雜的局面。伴隨著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波動、變化，群體性事件也出現了一些新動向。

其一，由網絡輿論引發的社會事件和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群體事件此起彼伏，且已顯露出交織、合流的跡象。2009年開春以后，既發生了十余起在全國范圍內造成較大或重大影響的群體事件，也發生了十余起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事件。網絡輿論事件與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的態勢在社會輿論上形成了共振，這增加了社會張力，并使底層社會對立的氣氛陡增。一方面，民眾利用網絡這個“社會減壓閥”釋放不滿和負面情緒，這對舒緩民怨發揮著顯著功效；但另一方面，網絡輿論事件往往是由“小地方出事，大地方公共話題”衍化而成，它往往會激活、激化民眾潛隱的憤懣情緒，將其公開化，且無限放大。而現實群體事件中的集體行動則又在網絡輿論事件的烘托下將民眾中的集體憤怒街面化，造成現實的社會影響。

其二，暴烈程度顯著上升，暴力化傾向越來越明顯。這是2009年群體事件最鮮明的特點。繼2008年甕安事件后，群體事件沖突的激烈化程度就呈上升的態勢。從這些形式各異的暴力沖突事件中可以看出：民眾表達訴求渠道狹窄；民眾中積怨甚多；基層政府“不作為”；缺乏化解社會矛盾機制等。沖突中對立雙方大都曾經歷過規范和非規范的無數次博弈互動，雙方的精力、金錢和耐心似乎都已經浪費耗損殆盡，因而“動粗”的閥值大大降低。這是令人深感憂慮的。

其三，民眾對公力救助存疑，信崇自身的自力救助。石首事件中，警察越是說廚師是自殺，老百姓越是不相信，一個搶尸，一個護尸，尸體簡直成了一個道具，僵持數日最后釀成大規模的群體事件。6月17日，東明“甲狀腺瘤”事件和7月17日“杞人大逃亡”事件造成的民眾恐慌和社會混亂，其根源也在于對當地政府的不信任。

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孫中界“斷指證清白”就是一種無奈的“自殘式暴力”，用自己的挫折、屈辱、沮喪、痛苦混合組裝成的“悲情原子彈”，似唯此，才能將對方置于“不義”，才能達到自救。

其四，勞資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高發。7月的通鋼事件、8月的林鋼事件，將由集體勞動爭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推向高潮。2009年多起由勞資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表明，雖然，目前產業工人對資本及其集團的認識還僅處在馬克思所講的“自在”階段，這表現為現在集體勞動爭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僅是自發的、分散的、偶發的，且局限于提出某些經濟訴求；但是，由于他們具有相同的經濟地位、共同的經歷和體驗，況且不少人由于受教育程度較父輩已有較大的提升，且親眼目睹兄長輩在上世紀90年代遭遇的下崗、失業困苦，他們已經開始感覺到，且能表達清楚產業工人間的利益共同性，以及和資本集團的利益不同性、乃至對立性，因而，已具有&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