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惟一一個報信者

我說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說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遠大理想的導演或小說家，應該有這種開天辟地的勇氣，惟一一個報信者的勇氣

你知道我們土政策是怎么規定的嗎？——喝毒藥不奪瓶！想上吊給根繩！……在你們部隊，用不著這樣野蠻；在城市里，用不著這樣野蠻；在外國，更用不著野蠻——那些洋女人們，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國家鼓勵著獎賞著都不生——可我們是中國的農村，面對著的是農民，苦口婆心講道理，講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個聽你的？人口不控制不行，國家的命令不執行不行，上級的指標不完成不行，你說我們怎么辦？——《蛙》

蟄伏近4年，莫言推出長篇小說《蛙》，通過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4封長信和一部話劇，講述了鄉村婦產科醫生“姑姑”的一生。“蛙”有多重隱喻：是嬰“娃”、是女“媧”，也是高密東北鄉的生育圖騰。“從我出生那天開始，這部小說就已萌芽。在老家，我這樣年齡的人，就是我一個真實的姑姑接生的。”

小說中，“姑姑”幾十年里忠實執行計劃生育政策。退休那晚她喝醉了，誤入一片洼地，被無數青蛙包圍、襲擊。“那天晚上的蛙叫聲里，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

莫言說，此書獻給“經歷過計劃生育年代和在計劃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萬萬讀者”。有網友回應，“這個故事看到后來讓我不停掉淚，并不是感動，是作者對中國人生存問題從骨子里的悲憫之情……中國人的命運，大抵離不開‘政策’。”

莫言在臺上演講，“1980年中共中央號召獨生子女的公開信，到現在發出整整30年了。學者、專家已經公開爭論了很久，希望恢復到二胎；但實際上大家對當下農村的生育狀況并不完全了解。計劃生育，既是理論問題，又是社會問題、道德問題、政治問題，非常復雜，涉及到國家形象。小說中確實涉及敏感問題，可能也會引起爭議。”

“聽說您這部作品打算沖擊諾貝爾文學獎？”臺下冒出了敏感問題。

“我說，誰跟哪個作家有仇，就給他造個謠言，說他明年要得諾貝爾獎。我也很為難：不寫重大題材、敏感問題，就有人批評，你看這個作家，就會寫不溫不火不痛不癢的問題，不關心社稷民生。如果我寫了，他們又會說，你看他又向西方獻媚，揭中國的傷疤。他們愛怎么說怎么說，我該怎么寫怎么寫。”

命運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大得多

祖父說，村后小石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