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圖書（非虛構類）：劉瑜《民主的細節》

致敬理由：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介紹和研究歐美的書籍多不勝數，但我們愿把這一本挑出來，歸到梁啟超《新大陸游記》、王韜《漫游隨錄》、李圭《環游地球新錄》，以及郭嵩燾、曾紀澤的出使日記等一類里去；時代雖不同，一樣是作者憑自己的親歷和觀察，對異國情狀的“細節”敘述，讀來親切有味，大開眼界。本書的“細節”屬于“民主”這個大題目，自更有其特殊的吸引力。

在本書帶有自序性質的第一篇里，作者說到了托克維爾的《民主在美國》。180年前，出于對自己的祖國陷于專制與革命的惡性循環之中大惑不解，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來到了北美新大陸，探討民主在這個國家里的實際運作情形。他的考察盡量避免偏見，力圖如實描述他親見親聞的美國，結果成就了名著《民主在美國》。

是不是可以認為劉瑜的這本書是托克維爾這部大著的續編呢？時間幾乎過去了二百年，美國和世界已經有了太多的變化，在書中人們看到了許多不同于托氏的新論點。當然，現在還不能說劉瑜就是今天的托克維爾。劉瑜講述美國故事的時候，心里同樣想著她的祖國。例如《就這樣被你笑話》一篇談到美國電視天天笑話現任總統，從而想到“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而想到明太祖的殺人；《怎樣保護弱勢群體》一篇，拿山西黑煤窯奴工獲救的報道來和哈佛大學解雇一名清潔工的事例作對比，指出這名清潔工是在獨立工會的幫助下才勝訴的，在這里，重要的“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體，不是網民”，而是要有“一個獨立工會和它的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

民主究竟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老歐洲當時對此爭論不已，貴族出身的托克維爾以為，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而政教習俗則是決定一個政治社會共同體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他說的民主，既是一個政治學概念，同時也是社會學的概念。他的書，著重考察新大陸怎樣“將民主妥善地融入各種制度和生活習俗之中”，因為惟有如此，政府權威才能受到尊重，個人的自由權利也才能得到保護，而各個階層才會取得一種牢固的信任感，民主才能健康發展，妥善運作。

以往人們對民主進行了許多抽象的理論探討。這種探討當然很有必要，也應該繼續進行。但對民主僅僅有一種抽象層面的理解是不夠的。劉瑜的《民主的細節》，讓我們深切地感到：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在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社會生活的細枝末節中，都有民主在閃光。如果說抽象的民主理論，只能讓我們對民主產生一種粗略的理解，那么，劉瑜的《民主的細節》，則讓我們對民主的理解走向精細。這種精細的表現之一，便是讓我們明白：民主并不意味著“完美”和“至善”；“民主”是一種眾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國人在民主問題上常表現為兩種偏向：一是僅作概念化的理想觀，兼以盲目訴求的熱情；另一則是西方民主一概以“虛假”、“騙人”視之的成見。各趨極端，卻兩極相通。像本書這樣，在具體的細節上給人以平實而貫通的知識，是足以說服人擺脫成見的。作者自謂寫作結集在本書里的文章，乃出于“對缺乏精確性的議政方式的反感”。她通過說故事來說明道理，說事和說理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作者真是文章的高手，跟著她一路行進，花團錦簇，目不暇接，卻一步不偏“精確性”的無形軌道。

在精英治國與平民自治，自由與平等多種張力場中，劉瑜暫時擱置起自己的價值立場，把民主從抽象的學術概念化為活生生的生活實踐。不管你是否喜歡劉瑜筆下的這種民主，你都應當去了解它，因為，民主正日益成為現代國家權力正當性的惟一來源與基礎。民主根于人性中對于自主的要求，只有在民主制度下，這種要求才能充分而合理的實現，才能把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合理地協調起來；才能使社會能夠不斷的自我協調，而又保持相對的穩定；才能使國家、社會的管理階層與廣大民眾之間保持較為正確的關系。

（朱正、王學泰、陳克艱、王焱、王彬彬）

●終審委員（按年齡排序）

朱 正 著名學者、出版家

王學泰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陳克艱 上海社科院研究員

王 焱 《讀書》雜志執行主編

王彬彬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終審委員點評年度致敬提名作品

★《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

蘇維埃帝國的興亡，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國內外已經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預料今后還會有新的研究著作問世。不論這方面的著作出版多少種，《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無疑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必將受到當代和今后讀者的重視。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充分利用了解密的蘇聯檔案。因此其中許多論點，都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感覺。例如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之后不久，還在美軍仁川登陸之前，毛澤東就急于出兵介入，只是當時斯大林、金日成對戰局前景很樂觀，根本不愿中國出兵。后來局面惡化，完全無法維持，才請求中國出兵的。這說法完全有檔案材料作根據，就和過去流行的出版物的說法大不相同了。又如中蘇論戰時，中國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說他提出和平過渡，是放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修正主義。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早在二戰尚未結束之時，斯大林就對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說：“當我們認為蘇維埃政權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惟一途徑時，這也許是錯誤的，也許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國或在一定情況下建立立憲君主政體——也能實現社會主義。”（第579頁）“我們必須放棄只能通過蘇聯制度才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勝利的觀念。它也可以體現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議會共和制，甚至君主立憲制。”（第572頁）可見當年中國的批判者太缺少想象力了。 （朱正）

中國看美國，時而為敵，時而為友，既隔著重洋，怎么看也是“遠人”。而中國看蘇聯，則不僅是鄰居，始以兄弟交歡，繼又兄弟鬩墻，最后，兄終弟及，扛旗大業，艱巨獨任，始終是痛癢相關。所以，一部褪去意識形態色彩、客觀的、冷靜的、全面的、“實證性”的蘇聯史，就特別難產，今既產出矣，則尤覺難得。“實證性”是本書主編沈志華緒論中的自評用語。這個詞語時髦而多歧義，但用在本書上意思十分明確，并且正確：本書寫作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既多且新，一皆取于蘇聯解體后解密的“大內秘檔”。歷史研究上常有“抽象和宏大問題”的爭論，所爭若關于“真理”，是否越爭越明，不知道；若關于“事實”，如果證據不足，材料缺乏，則肯定越爭越糊涂。此時新材料之涌出是最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蘇聯解密檔案不僅為蘇聯史、甚至也為中國現代史若干重大問題的新觀察和新研究，提供了絕佳條件。本書由眾多專題論述組成，涵蓋廣，挖掘深，蘇聯史的方方面面盡在目前，各方面的環節程序歷歷如繪，說是一部“通史”，也不為過；因為通與不通，原不在架子。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我猜想，“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斯大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兩章，將最為有“歷史感”的讀者所注意。但歷史是不會重復的，既不會在時間里、也不會在空間上重復。“以史為鑒”的古訓，絕不是吸取教訓、以免重復的意思。誰能告訴我，歷史上哪一場悲?。ɑ蛟缓平伲?，是因為沒有吸取過去的教訓而以重復的方式發生的呢？ （陳克艱）

★《問史求信集》

本書主要作者閻長貴擔任過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江青的專職秘書。對“文革”的內情了解不少，書中有回憶的材料，寫作者親見親聞的材料，甚至有自己直接參與其事的內容。例如《一張反對陶鑄大字報的出籠經過》和《兩句詩的來歷考辯》，這些都是可看作權威性的第一手資料。作者就是參與其事的。

書中還對長期流傳的一些不實的說法作了考辯。例如胡喬木說江青陪同馬科斯夫人參觀小靳莊時汽車撞死了人，表現了江青的“殘忍”。作者對相關的知情人士作了調查，知道胡喬木所說的這一件事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胡喬木是被若干人認為是黨史權威的。作者也能夠以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態度指出他的誤說。

更可貴的是作者的寫作態度。當年他們二位當然都是忠心耿耿地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布置給自己的任務的。而現在能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為“文革”辯護，也不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辯護。書中就有一篇《“文革浩劫論”不容否定》，批評一位作者說的“文革是歷史的試錯”的論點。并不是每一個過來人都能有這種態度的。例如王力，死前不久還在訪談錄中為自己辯解，為“文革”辯解，引起了公眾強烈的不滿。對比起來更覺得這本書的可貴了。（朱正）

“文革”結束已經三十多年了，雖然關于“文革”的性質已經早有結論，可是由于對它的研究、宣傳設立禁區，使得年輕一代對于“文革”一無所知，乃至近幾年來網上、社會上有一股為“文革”翻案平反的逆流出現。有些年輕人因無知，認為“文革”是六十年來沒有腐敗、最自由、最平等、人民最有地位時期。本書的出版是對這股逆流的反擊，用大量的史實揭示了“文革”的真相。作者一位是江青的專職秘書，一位是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他們工作在“文革”領導核心，目睹了許多重大事情的發生，深知其背景。他們以當事人的身份回憶了“文革”之初的重要史實和重要事件。例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的產生與演變，如果不是當事人所述，光靠文件記載很難弄清細節。所以此書不僅是當代人修史，而且是當事人修史。當事人修史，由于身在其中，往往有所諱飾；本書兩位作者，自1968年后長期遭到“四人幫”的迫害，坐過數年監獄，對當年的“榮耀”有所反思，敘述當年事，比較超脫，比較客觀，為研究“文革”提供了真實而可靠的史料。（王學泰）《問史》是閻長貴、王廣宇的回憶文章合集。兩位作者根據自身的親身經歷，對“文革”的發動做了切實的陳述。在一定意義上，兩位作者的回憶，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該書最值得稱道之處，是對“文革”的徹底否定的立場，是斬釘截鐵地認為“文革”確實是災難、是浩劫。對一些細節的披露、對一些真相的揭示、對一些訛傳的指謬，都有助于我們對“文革”有更真切、準確的理解。但在對“文革”的反思上，深度則不夠。 （王彬彬）

★《七十年代》

我也是20世紀70年代的過來人。比起書中的各位作者來，我大約要年長二十多歲吧，這樣我就不會有當“知青”的資格了。但是書中許多作者所有過的坐牢的經歷我也是有的。許多作者寫到的“九·一三”，“四·五”，我對那時自己的感受，至今記憶猶新。我以過來人的身份證明：這里寫的，就是千真萬確的真正的歷史。七十年代人們的心態，書中說：“整個社會充滿著人心思變的氣氛。”（第183頁）1976年4月5日，“來廣場的絕大多數是普通百姓，他們最大的政治覺悟是改善生活，而不是非要與誰斗爭，悼念周總理主要是發泄對現實的不滿。”（第231頁）這些話真是說得太深刻，太真實了。

有人說過，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一般的史籍所寫的，多是軍國大事。而在每一個時代，蕓蕓眾生是怎樣生活，或者說是怎樣活不下去的，這才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歷史。這本書，就是描寫中國七十年代最有價值的史籍。

主編李陀在序言中說，本書作者們限于知識界、文化界，這也正是我閱讀時稍覺不滿足的地方。因此我很贊同他擴大作者范圍的考慮：工人、農民、直到社會底層的各種賤民，弄出個十卷八卷，必能更深更廣地反映這個時代！ （朱正）

三聯書店這本書基本上是生于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知青的作品。這一代人，主要是兩個記憶。一個是革命的記憶；一個是被拋棄的記憶。革別人命英武非常，青春無悔；被拋棄則不免怨怨艾艾，這也是人情之常。此書選擇1970年代某個或某幾個特殊的生活場景，展示了那一代的精神風貌。（王學泰）

★《聶紺弩舊體詩全編注解集評》

以文學革命為先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反對舊體詩文，以為有“模擬古人，無病呻吟，用典”等幾大弊端。舊體詩作為古代的文體形式，想要用以表現現代人思想情感，確實具有一定難度。從那時以迄于今，經歷多次革命的摧枯拉朽，按說那種古老的文體形式早應當壽終正寢了，可立足于21世紀，點檢漢語詩歌過去百年的成就，當新詩正處于“危機四伏”的困頓境地（見北島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的書面發言）；反而是舊體詩歌放出了異彩。人們發現，陳寅恪、聶紺弩、楊憲益三個人的舊體詩，構成了一部真正的詩史，映現出這樣一個激蕩的時代里知識人的心靈變遷。作為一種文體形式，舊體詩文包蘊著中國知識人不死的高傲靈魂。這個事實很耐人尋味。這就無怪有像本書的編者侯井天那樣的人，作為聶紺弩舊體詩的愛好者，窮二十余年之力，為之辛勤搜羅佚詩，考訂史實，注釋詩句，串解集評了。

幾十年來三翻四復的政治潮流，裹挾了那些抱持理想主義的單純的知識人，把他們卷進了各種不同名目的政治運動，一代知識人的厄難，難以言喻的苦惱，莫可名狀的心態，是五四以后的淺白文體難以承載表現的，反而是舊體詩的文體形式，能夠狀難摹之景，抒難言之情，留下無量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供后人體味、吟詠。古今互惠，在此建立起一種意義間的聯系。然而要真正讀懂這些詩文，除了古典以外，更多了一種“今典”，在古典今典之外，還有“今情”，這就需要像侯先生這樣的疏通致遠工作，以幫助當下讀者掃除閱讀的障礙。譯注者辛勤考訂注釋的熱情既令人敬佩，也讓人感動。不過解說詩文也不能專主考據，那容易使“佳詩成為死句”，所以，舒蕪先生甚至有“注釋過繁”之嘆。 （王焱）

聶老的舊體詩是他心靈史，深刻地反映了一個正直的、關心祖國人民命運的知識人在特定時代的遭遇。聶詩的格律之奇、遣詞造句之奇，已為熟悉舊體詩的人們所共知。侯井天更是奇人，以古稀之年，為弄懂聶詩，調查與聶翁相關人士有一百余位，來往信件，不計其數，孜孜矻矻二十年，以成此書。被讀者譽為義士。這在商業大潮覆蓋一切時期，真是奇事。侯先生曾自費多次再版聶詩注釋本，自1986年的第一印本到2005年的第六印本直到到現在正式出版，每次印刷出版在逸詩的收集上和注釋上都有一定的進展。最初的《散宜生詩》只錄聶詩262首，而到了“全編”增加一倍以上——640首。在“尋人”和“查事”上侯先生用力猶勤，被人譽之為“神探”，一一破解了與聶詩相關的人和事。 （王學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