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與上海寫作組

余秋雨是不是“文化革命”期間上海寫作組的成員？這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問題。有些人說是，余秋雨本人則絕口否認，不但聲稱自己不是上海市寫作組的成員，而且連參加過寫作組下屬機構《魯迅傳》編寫組——石一歌的事也不承認。

要弄清此事，當然最好是由當年寫作組的成員出來講話，他們是知情人，最有發言權。但是也難，他們現在都不便講話，或不愿講話。偶爾有一個原石一歌成員孫光萱出來指證（《正視歷史，輕裝前進——讀〈余秋雨的一封公開信〉》，見2000年4月6日《文學報》），余秋雨馬上作出反擊（見同月28日 《南方周末》：《對于歷史事實我從不謙虛》），將對他的指證和批評，說成是“侮辱”、“誹謗”，而且還與“盜版”事件聯系起來，好像指證者、批評者都是與盜版集團串通一氣似的，這真是無賴邏輯。余秋雨在后來的文章和談話中，還續有所論，均以極其輕蔑的口吻來對待孫光萱，盛氣凌人，大概是對指證者仇恨之極，而且想以此架勢嚇得別人不敢開口。不過要靠這種方法來封人之口，是辦不到的。關心此事、議論此事的人倒是愈來愈多了。

我本來對于有些論者抓住余秋雨在“文革”期間參加過上海寫作組的事不放，是頗不以為然的。認為這些事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造成的，只要參與者對自己做過的錯事、寫過的錯誤文章有了認識，也就可以了。生活的道路很長，人總是要往前走的。但余秋雨硬是不承認自己所做過的事，而且還要倒打一耙，這就令人反感了。于是，我一碰到原上海寫作組的人，就想求證此事。

有兩次聚會，值得一記。

一次是幾年以前，姚漢榮兄因喬遷之喜而請客，到者有徐景賢夫婦、陳冀德、施燕平、吳曉平和我，還有恰好在滬探親的胡錫濤。這幾個人，除了吳曉平以外，都與上海寫作組有些關系：徐景賢是上海寫作組的黨支部書記，因領導寫作組造反有功，官至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陳冀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