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人還在行動——2009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最新作品

檔案里的我是兩個人，我被化名為“克里斯蒂娜”，是國家公敵，是要消滅的。為了詆毀“克里斯蒂娜”，情報處造假車間設計了一個假人，一個忠于體制的無情無義的間諜，她不僅緊跟在我身后，有時還搶在我頭里……她已經活了

每次去羅馬尼亞，我都覺得像是去另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里，我從來搞不清楚什么事情是湊巧發生的，什么是事先策劃好的。因此我每次公開發言都要求查閱自己的檔案，結果每次都遭到拒絕，理由五花八門，而每次都有跡象表明我又被監控起來了，或者說對我的監控從來就沒停過。

去年春天，我應新歐洲學會的邀請去了布加勒斯特。到那里的第一天，我跟一位女記者和一位男攝影師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突然走來一個虎背熊腰的保安，問我們，拍照有沒有得到批準，他還想奪走攝影師的相機。“這兒不準拍照，拍人也不準。”他吼道。我約了一個朋友第二天晚上吃飯。我們電話里約好，朋友下午六點來酒店接我。結果他拐進酒店所在的馬路時，發現有個男人跟蹤他。他到酒店前臺要接待員打電話給我。接待員卻要他先填一張來客登記表。他大吃一驚，因為從沒發生過這種事，連齊奧塞斯庫時代都沒有發生過。

我跟那位朋友去飯店，一路上，他一會兒要我換到馬路這邊走，一會兒又要我換到那邊，我也沒多想。直到次日，他才告訴新歐洲學會會長安德雷·普萊蘇，酒店要他填來客登記表，還有個男人跟蹤他到酒店，然后還跟著我們倆去飯店。安德雷·普萊蘇大怒，馬上派女秘書去酒店取消所有訂單。酒店經理謊稱接待員是頭一天上班，搞錯了，可是秘書認識那位接待員，知道她站前臺好多年了。這時經理說，“老板”，也就是酒店的業主，以前是安全局的，很遺憾改不了了。然后經理笑著說，取消訂單沒關系，不過此類酒店都這么干，只是人家不知情罷了。

我換了家酒店住，后來沒再發覺有人跟蹤。要么秘密警察停止了行動，要么他們的跟蹤水平提高了，別人覺察不到。齊奧塞斯庫的秘密警察“羅馬尼亞安全局”并沒有解散，只不過換了個名字，改叫“羅馬尼亞情報局”了。這個部門自稱接收了安全局百分之四十的員工，實際上比例說不定還要高。其余百分之六十的員工，現在不是退了休，領著比常人高出三倍的退休金，就是當上了市場經濟的高管。除了做不成外交官以外，昔日的探子們在今日羅馬尼亞哪行都吃香。

要求查檔案的人，連朋友都嫌他煩

羅馬尼亞知識分子對秘密警察檔案解密漠不關心，同樣，他們也不關心身邊的人生被踐踏，不關心昔日的執政黨高官和秘密警察重新出山。像我這種常年不斷公開要求查閱檔案的人，連朋友都會嫌煩。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檔案并非存放在1999年因歐盟施壓而勉強成立的檔案理事會（全稱很拗口，叫做“安全局檔案研究國家理事會”），而是年復一年地躺在老店新招牌的秘密警察那里。檔案調閱歸秘密警察管。檔案理事會得把調閱申請報給秘密警察，有些批了，大部分不批，有時不批的理由居然是“申請調閱的檔案尚在加工”。2004年我去布加勒斯特給我一再提出的調檔申請壯壯聲勢。我走到檔案理事會門口，嚇了一跳，那兒站著三個身穿袒胸露肩超短連衣裙和絲光長襪的年輕小姐，宛若一家色情場所，小姐們當中站著一個肩扛長槍的士兵，又有點像座軍營。主任不肯見我，盡管我是事先跟他約好的。

今年春天，一家學術團體查到了羅馬尼亞籍德裔作家團體“巴納特行動小組”的檔案。安全局針對每個少數民族專門設立了一個管理處，管德裔的叫“德國民族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處，管匈牙利裔的叫“匈牙利國土收復主義者”處，管猶太人的叫“猶太民族主義者”處，只有羅馬尼亞作家光榮地由“藝術和文化”處監管。

突然，我的檔案出現了，給我起了個化名叫“克里斯蒂娜”，共3卷，914頁。按記載是1983年3月8　日建檔的，不過里面也有此前年份的文件。建檔原因是：我的《低地》一書中“有傾向性地歪曲國家尤其鄉村情況”，有探子的文句分析為證。此外，還說我屬于一家“以敵對作品著稱的德語作家團體”。

檔案是情報局以其前身安全局的名義炮制的拙劣作品。十年里，情報局有充裕的時間“加工”檔案。“修飾”是談不上的，檔案完全被掏空了。

我在特諾梅塔爾拖拉機廠當翻譯的那三年經歷，檔案里頭沒有。我當時負責翻譯東德、奧地利和瑞士進口機器的使用說明，和四名會計在一間辦公室坐了兩年。他們四個算工人工資。我查幾本厚厚的技術詞典，因為我對液壓床、非液壓床、操縱桿和線圈毫無概念。有時候同一個詞，詞典里有三四個甚至七八個譯法，這時我就下車間去請教工人。工人雖然不懂德語，但是知道羅馬尼亞語里怎么說，因為他們了解機器。干到第三年，廠里成立了一個“禮賓部”，把我調過去，跟兩個新來的女翻譯一起干。她倆一個是學法語的，一個學英語。一個嫁了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