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道”變革·中央】外交：韜光養晦 全球參與

治道變革：對溢美之辭和相應的“責任陷阱”，中國保持清醒，牢牢地將自己定位于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者”，以在外交博弈中最大限度地進退有據，維護國家利益。

過去一年的中國外交，很多觀察者都形容為“高潮迭起”。

2009年，在金融、氣候、軍事、反恐和能源等各個領域，中國都在以前所未有的積極姿態投身國際事務，參與全球治理；而世界也正在習慣一個向來有些沉默的“旁觀者”轉向積極發聲的“發言者”，甚至賦予中國成為“領導者”的更多期待。

2009年7月，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國家主席胡錦濤針對中國外交工作發表講話提出，要“努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被人們概括為中國外交“四力”。

海外輿論隨即猜想，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外交是否已經做好準備，在“韜光養晦”的同時，更多展現“有所作為”的大國風范？

朝核就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舞臺　CFP/圖

與美國“硬碰硬”?

中國外交開始跳脫溫文內斂，而不斷展露大國底氣。從2009年年初溫家寶的“環法之旅”，到央行行長周小川撰文支持以“超主權儲備貨幣”取代美元，再到“七五事件”后中國對一些國家的嚴厲表態，讓人目不暇接。

然而人們卻也發現，仿佛一夜之間，我們長久以來用以批評西方國家的詞匯——“傲慢”、“霸道”、“不合作”，甚至“殖民主義”，反被西方媒體拿來扣在了中國的頭上。

行至2010年初，中美關系在過去一年的“蜜月期”似乎也劃上了休止符，人民幣匯率、對臺軍售和達賴等問題接踵而來。對這些中美之間的“陳舊話題”，中國政府意料之中地給予了美方措辭嚴厲的批評，并推出一系列制裁。
   
在洶涌的民族情緒之中，強硬派的學者似乎還不滿足于此，他們認為現在是到了與美國“硬碰硬”的時候了，中國也應當去傷害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用各種手段“讓美國人感覺到疼”。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張海濱指出，這是當下多元社會的一種聲音，讓西方社會有所知覺是一件好事，但具體到中美關系來說，中國可打的牌并不多。
   
“畢竟，如果美國打臺灣牌、西藏牌的時候，更多涉及的是中美雙邊關系，但如果中國在外交中用伊核、朝核，或是氣候變化問題鉗制美國，卻都涉及到多邊外交，牽涉到中國在世界范圍內‘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張海濱說。

妥協的藝術
   
以2009年全年而言，無疑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是世界多邊外交的焦點，也可以成為觀察中國外交的重要場所。
   
時任中國副外長何亞非在會議中直斥美國氣候代表“缺乏常識”，以及溫家寶派何亞非參加與奧巴馬等元首的會面等事件，被西方媒體解讀為中國對美國的“侮辱”。
   
不過在張海濱看來，“中國并不否認自己的責任，但責任的大和小、多和少，是博弈的一個焦點”，“中國目前來看更愿意做一個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領導者”。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大幅增長，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評判與中國的自我認知差距似乎在進一步擴大。溫家寶去年曾多次公開反對“G2”提法，也反對“中美共治”論，強調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應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積極承擔國際責任。
   
盡管世界越來越多地期待中國在經濟衰退和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中擔當領導者的角色，中國卻對種種溢美之辭和與之相伴的“責任陷阱”保持了足夠的清醒，牢牢地 將自己定位于發展中國家和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如此中國才可以在外交博弈中做到最大限度地進退有據，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國際關系是看各方有多少實 力然后尋求妥協的藝術。”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鋒教授說，“中美雙方在彼此關系的風險控制和管理操作上都有可改進的余地，我們的手法有時也顯 得粗糙……比如反對對臺軍售，我們完全可以先做出一些對臺灣的和平舉措。越是要強硬才越要事先做好鋪墊，作出哀兵的姿態。”
   
在中國逐漸開始享受“大國崛起”帶來的自信與民族自豪感的同時，“百年屈辱”的烙印還未完全消褪。作為內政的延展，中國外交也必然遭遇不同政治體制和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抵觸和不信任感。
   
于是，這時來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哲學仍不失為中國外交面臨險灘和風浪時的有效提醒。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王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韜光養晦并 不是指我們現在忍辱負重、臥薪嘗膽，等若干年后實力強了再報仇、再恢復帝國的地位，它是指‘不當頭’，成為大國也不能為所欲為，實力增長也要避免民族狂 熱。”
   
“另一方面，中國現在必須在很多的新的領域和議題上發揮作用，并且要更加積極主動，而不像以往很長一段時間里被動應對式地解決問題。”王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