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探尋阜陽“官場疾病”的機理

    評論家們正以激烈言辭批評阜陽官方。輿論認為，官方隱瞞疫情導致了眾多幼小生命死亡。因此，有人說，阜陽“從上到下都該撤職”，有人說，官場的病毒比EV71更可怕，還有人說，這是一群“不知廉恥”的官員。
    為什么又是阜陽？為什么總是阜陽？
    過去幾年，阜陽有著“糟糕的記錄”，如“毒奶粉事件”、“白宮”舉報案和一系列涉及黨政、司法機構的腐敗丑聞。五年來，在中國，可能沒有哪個地區能“吸引”如此眾多目光。
    這背后，一系列“阜陽新聞”的官場機理是什么？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4月24日，阜陽召開了“全市政務公開工作會議”，政府網站著重說：“‘要從本地和本部門實際出發，重點圍繞和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重點、難點問題，開展政府公開的宣傳活動’，但今天（28日），記者仔細查看了政府網站，只字未提疫情情況?！保ㄑ胍曅侣?+1報道）。而這段時間正是疫情急速發展之時。
    用我們所掌握的常識分析：對付傳染性疾病的最好辦法是讓真實信息充分展現，讓更多人知道如何防范，并擁有抵制疫情的力量。相反，只會造成更嚴重后果。對官員們來說，SARS危機的教訓還不夠深刻？
    如果僅以“不知廉恥”來批評確顯簡單，那么只能說，官場和民間確實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和行事邏輯。
    將時間拉到四年前的“毒奶粉事件”，同樣是副市長杜長平分管衛生工作，四年前她是眾矢之的，此時依然。而依官場標準，事件涉及工商、衛生、質監等眾多機構，在現有體制下，分管副市長無力協調。
    兩年前，一位了解事件處理細節的北京官員也曾向觀察員表示，把矛頭引向杜長平不公平，并批評某記者“引誘”杜長平說出“我不想去引咎辭職，我還想繼續干下去”，是故意讓其出丑，極無職業道德。
    上述官員還透露，毒奶粉事件后，當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均向中央調查組請求處分。書記說，自己是“一把手”，自然負全責。市長說，自己是行政首長，應擔負責任。這位官員表示，他們均表現出很高政治覺悟，而考慮到阜陽的前黨政一把手均（王懷忠、肖作新）爆出腐敗丑聞，在禽流感中，阜陽又是重災區，一系列天災人禍同時降臨，地方官沒讓社會出現大的治理危機已屬不易。
    媒體批評甚至丑化官員是其權利，而且很多批評確實在理，但在官員們看來，不了解實際情況的議論，都屬無稽之談。雙方“雞同鴨講”，無論你是否愿意，這就是事實。
    在一系列“事件”處理過程中，都存在官媒、官民認知落差。比如南方冰災，就有領導人在講完救災艱難后話鋒一轉，說“任何負面的說法，都是卑鄙無恥的”。在這樣的認知落差下，官民心理距離只能越走越遠。
    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如何彌合？官員思維的現代化、官員價值觀念的現代化如何完成？盡管是老生常談，但確實是擺在阜陽此次事件中的更深層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主線，即尋求與現代文明的對接，包括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都逐漸進入中國，高層去年明確提出“學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更是具有“政治含義”。但遺憾的是，外來文明對官員階層的滲透只停留在表層，文明的政治思維和價值觀極難進入體制肌體，甚至讓體制產生了“文明的抗體”，比如選擇性吸收有利于自己的“舶來品”，將不利于自己利益的一律打上“不符合國情”?！捌髨D全盤西化”的政治標簽。這種對接無疑是尷尬的對接。
    中國必須對整個社會運行進行深層次檢討。遺憾的是，五年前中國錯過了機會，SARS危機時，好像也認識到了信息自由流動的重要性，也表示要吸取教訓，但檢討很快被北京街頭的車水馬龍所代替。原以為中國蘇醒了，但發現他翻翻身，又睡著了。五年后的阜陽，再次演繹出這樣的邏輯：這邊貫徹信息公開，那邊卻做著不利于信息傳播的事情。
    對這樣的輪回，有什么樣的良方？在經歷一次次悲情故事后，我們是否該允許全社會各階層深刻檢討和反思，而不是急于獻策？是否可以允許國人從政治體制、國民教育、歷史教訓等領域進行充分反思？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為復雜中國提供解決方案。這樣的工作一天不完成，就一天沒有文明的政治和成熟的民意。
    回到當下，此次山東火車相撞和阜陽兒童死亡事件，如依然停留在處理幾個低級別官員，或輔之以所謂“拉網式檢查”，那無疑是坐等下一個悲劇發生，對建立文明的國家的目標來說，更意味著南轅北轍。

（責任編輯 林楚方 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