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他們去吧 我丁玲就是丁玲

這時延安各機關已經開始了學習整風……第二個發言是賀龍同志。我一向喜歡他……因此當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后方卻有人罵我們的總司令……”我還望著他笑，滿心想他誤會到哪里去了

“請問你是哪里人呀？”

“哈爾濱。”

“哦，北大荒農場批斗我和老丁的人里面有哈爾濱的知青，是不是你呀？”

“咔”地一聲，攝影師的鏡頭定格住陳明的蒼老與嚴謹。他年過九旬，因為青光眼，左眼皮向下耷拉。

“唉，他腦子不清楚了。醫生交待過，千萬不要讓他回憶過去。有一回，電視里播放趙本山的小品。他看著看著，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他們又在搞動作了，他們又要整丁玲了。”

不遠處，現任老伴張鈺低聲說完，扭轉頭注視前方。

攝影師在陳明身邊忙活，他視若無睹，緩緩拿起放大鏡，和一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我與丁玲五十年——陳明回憶錄》。 

1938年春，身著八路軍軍裝的丁玲在西安

1945年，丁玲與陳明在延安

丁玲、陳明與蔣祖慧在北京多福巷

年過九旬的陳明。殘酷的政治運動在他心中留下的陰影揮之不去，直到現在他還擔心有人要整丁玲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

12年前。每逢周末下午，該書的整理者查振科都會去北京木樨地的一所老式公寓。

“我帶去錄音機，陳老也備了一臺。他一邊口述，一邊沉醉在往事當中。”查振科強調了“沉醉”二字。

陳明告訴查振科，去延安前，他是上海麥倫中學的進步學生、市中學生救國聯合會里的積極分子，原名陳芝祥，后為安全起見，他在學聯里化名“陳明”。

1937年5月4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日子，我終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以下楷體引文均出自《我與丁玲五十年——陳明回憶錄》）

很快，陳明被分至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那年6月18日，蘇聯作家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上，他出演高爾基小說改編的獨幕劇《母親》中的兒子伯惠爾。

演出過后，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凱豐的秘書朱光找到了陳明，說，“七七事變”后，延安文藝協會主任丁玲給中央打報告，申請成立一個記者采訪團去前線。中宣部指示，要把抗大四大隊演出《母親》和《回春之曲》的主要演員留下來，成立一個宣傳隊。朱光提議將兩個準備成立的組織并在一起，成為一個帶有文化服務性質的團體，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派出。這個團就叫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

我認識丁玲，是在西戰團的第一次會議上，她穿著軍裝，打著裹腿，系一根皮帶，和大家一樣，我沒有產生什么特別的印象。后來熟悉了，丁玲告訴我，在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爾，她便知道了我。

丁玲是西戰團的主任，陳明是宣傳股長。1937年9月22日西戰團從延安出發，前往山西抗日前線。春節后，一行人欲從臨汾到潼關，轉乘火車去西安。

這時我的胃病又犯了，于是決定讓我跟隨前站的同志先去西安治病。潼關火車站聚集了很多人……我們等來了一列火車，丁玲背起我就往藍皮二等車廂上沖……到西安之前的一段時間，我感到丁玲對我特別好……超出了一般同志間的關愛。

“丁玲比陳明大13歲呢。照片上，你看不出她有什么魅力。她的皮膚還很粗糙?？伤请p大眼睛老是笑瞇瞇，她能說會寫，對人很親切，這不也是魅力？”

說這話的是年邁的黎辛。1942年，他在延安任《解放日報》文藝欄編輯，丁玲是該欄目主編。

“當年編稿，我、丁玲、陳企霞3人對坐成三角形。丁玲有時晚來一會，陳企霞就對我私下嘮叨，她又遲到了，昨晚陳明肯定上她那兒去了。開始我還不懂什么意思，漸漸就明白了。”他笑了笑。

陳明的回憶錄向世人披露了他和丁玲的情愛歷程。

對于成為事實上的戀愛關系，說實話，我沒有心理準備。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對我的生活、情感產生巨大的影響。

那是在一個小飯館里，我們坐在炕上，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我聽了嚇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記中寫道：讓這種關系從此結束吧！她看到后，說：“我們才剛剛開始，干嗎要結束呢？”我的考慮不是因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為她的年齡比我大……只是覺得她的經歷比我復雜，過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樣，將來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沒有把握。

“媽媽告訴我，我父親是馮達”

丁玲，原名蔣偉，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常德縣，4歲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她常說，母親具有“極強獨立意識和民主思想”，是對她影響最大的人。

“我被那海軍學生拉到她住處……我從她那兒明白了女人也有同男子一樣的人……她又拿出一個玉質圖章，上面刻了‘丁玲’兩個字，問她：‘這是誰？’就說：‘我自己的，我要用這個名字，不用舊的名字了。’”

這段文字出自沈從文的《記丁玲》，“海軍學生”是胡也頻，胡曾在大沽口海軍學校學習機器制造，1924年與沈從文相識。同年夏天，胡也頻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在北大旁聽的丁玲。次年秋，兩人結婚，定居北京香山腳下。

1927年，丁玲發表處女作《夢珂》。第二年，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問世，引發了巨大轟動。

“我一出臺就是掛頭牌。”多年后，曾任丁玲秘書的張鳳珠聽到她不無得意地對人說。

1950年，丁玲回憶說，“等我到濟南去時，也頻完全變了一個人……他是濟南高中學校里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傳馬列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念，宣傳魯迅與雪峰（馮雪峰，文藝理論家）翻譯的那些文藝理論，宣傳普羅文學。”

為逃避國民黨當局的通緝，1930年5月，他們夫婦從濟南返回上海，經潘漢年介紹加入“左聯”。

“我隨母姓，外祖母給我取名‘祖麟’。后來在延安，我把‘麟’字改成雙木林。小名小頻，胡也頻的頻。”蔣祖林講話慢條斯理。1980年，他從上?；氐奖本?，之前在上海船舶設計研究所工作。

“我出生70天后，父親被捕。90天時，他被殺害。我4個月大就被送回湖南常德。”

悲痛的丁玲在心中吶喊：“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復仇！為了可憐的也頻，為了和他一起死難的烈士。”

“丁玲承認她早年有過無政府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傾向。20年代，像她這樣的一批作家對家庭社會持有一種左傾激進的反叛性，但不一定歸屬某個政治團體。如果沒有1927年國民黨的轉變，對共產黨人非常激烈的清洗，也許就不會有那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去認同一個政治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