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我的叔公佛源和尚

第一次見到叔公是1980年夏天，我快上小學3年級的時候。湘北的小城，午后的陽光下走來一個光著頭、身著寬大長衫的人，身形很矯健。父親要我叫他四爺爺，恭敬地陪他看我寫字。他認真翻看，對父親說：“好好培養。”留下一本字帖，走了。

過后，時常有鄰居偷偷問我父親：“那和尚是誰呀？”父親只說：“我四叔，在韶關。”雖然還小，我也感覺到我們家比較避諱談論他。

再次見到叔公已經是1988年，當時他正準備在家鄉重建白鹿寺。晚上我跟父親去寮房找他，他正和一些僧人討論重建的細節。那時我已經讀高二了，按我受的教育：和尚往往和封建迷信聯系在一起，佛教宣揚的是消極的人生觀。叔公沒有讓我們久等，問了我一些學習和生活上的事情。

不久，叔公當選為益陽市（現在的資陽區）政協名譽主席。我還得知他是廣東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是很大的和尚官。上了大學之后，發現同學大都是寒門學子，好強的我經常炫耀一下，但心里也常想：如果不是和尚該多好??！

上大學后我們全家多次到韶關云門寺去。第一次是在1990年的大年三十。走進方丈室，只見一些和尚正在忙碌，其中一位穿黃色長衫的長者矯健而敏捷。我們還在遲疑，他已經迎上來，果然是四爺爺。他要我們去廳里喝茶。廳里一副對聯格外醒目：“兩手把山河大地捏扁搓圓，掐碎了遍撒虛空，渾無色相；一棒把千古業魔打死救活，喚醒來放入微塵，共作道場。”

叔公住在3樓，一進門就聞到令人舒適的清香。房間不大，書報很多，碼得整整齊齊。叔公每天要讀多份報紙，處理大量書信。歲末各地來寺里祈福的人很多，他要開示信徒。叔公的皈依弟子眾多，當時68歲的他仍然博聞強記。那時我和叔公常有書信往來，他習慣按舊體從上到下、從右到左行文，每封信都折成3欄。

1990年5月，我因病到云門修養了近4個月。那段日子充滿了樂趣，我和幾個剛出家的小和尚經常一起爬上云門山的桂花潭，在天臺上吹風。另一大樂趣是陪四爺爺上殿。他事必躬親，還喜歡到地里勞動，顛覆了我對和尚的認識。后來我知道這是“農禪并舉”的云門家風；他偶爾也幽默一下，但有種世人難以模仿的真摯。聽說他呵斥起人來直刺要害，讓人丟盡顏面。雖然我沒親眼見過他的棒喝，但族里的親戚來找他弄錢，總是被他罵得面紅耳赤。要知道他“文革”期間坐牢，有些親戚冒著被牽連的危險送東西給他吃，可以說救過他的命。

1993年，我到廣州讀研究生，那時叔公已兼任南華寺方丈了。

有句話叫“到了廣州才知道錢少”，我的體會很深，尤其開學的時候，校園里停滿了轎車。我也接觸到不少年輕的新貴，他們甚至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艷羨他們的同時，我也鼓動父親下海。我們曾經希望叔公支持父親辦廠，但他態度明確地拒絕了。他寫了幾封信，其中一封這樣寫道：“你現在讀書期間，只有一心一意地鉆研科技，不應考慮其他。……書還沒有讀完就去考慮其他事情，一天到晚卷入小圈圈之內，鉆它有何用？人家一般有靠山，有錢有勢，靠祖宗吃飯，過腐化生活，我認為這種人對社會不會有什么利益的。我總覺得人生的樂趣就是艱苦奮斗，要頂天立地，泰山壓頂不彎腰……”我對金錢的認識和駕馭花了很長時間，四爺爺慈悲，有時呵斥，有時疏導，但從未放棄。

碩士畢業后我又讀了博士和博士后。這幾年四爺爺的身體衰弱得很快。2001年他78歲時，“文革”中落下的痼疾復發，在醫院急救，所幸轉危為安。讀博士時我和他還有書信來往，甚至聊到了婚姻、家庭問題。那時我已經不太習慣寫信，而四爺爺因為健康問題，也難得寫信了。

我一度想不明白為什么四爺爺17歲就出家了。雖然家境貧寒，但以他的本事，過上好的世俗生活是沒有問題的，也可以對家庭有幫助。后來知道，他初次學習大悲咒就過目能誦，也許冥冥之中他就是為普度眾生而來的吧！

我出生在“文革”中期，名字是四爺爺取的，我們家族晚輩的名字基本都請他取。四爺爺希望我們生男丁繁衍子嗣，但他本人愛眾生沒有分別。有時他會提到一些表親的后代，其實和我們已經沒有來往了。

2005年后四爺爺的身體變得很差，2007年病情惡化，經常到廣州來住院，終于在2009年2月23日圓寂。圓寂后7天內，各方僧眾弟子親友共10萬余眾前來祭奠。入塔當天陰雨綿綿，大家在靈堂外佇立幾個小時等著送老和尚上山?？吹缴磉叢环δ赀~的僧眾和居士，感動之余我也感到一種力量。后來我湊了一副對聯，由馮學成居士修改如下：

或慈或嚴，大公無私澤鄉梓；亦敬亦畏，善巧方便化宗親。

四爺爺圓寂快一年了。前些日子收到一本族人寫的書稿，其中有幾張四爺爺的照片，都是他老年時的合影——清峻空靈的他一手拄著拐杖，音容笑貌就在眼前，讓我不禁失神起來，不知不覺嘴角浮上了一絲笑容……

他，似乎從未離開。